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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精选] 《乌江》作者: [美]彼得·海斯勒(已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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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案:
作者peter hessler,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何伟,来自美国密苏里州,一个中国通,当代描述中国的西方作者中的一人。他很年轻,现今也不到四十。他的书写态度富于同情与关怀,姿态谦逊,以此与许多西方媒体记者区分开来,套用中国的老话说,他的态度不乏“温良恭俭让”之风。
river town,河边小城,是他头一部书,debut,源于他在涪陵,前四川,今重庆的江边小城两年教师的生活经验。选择他的书来翻译,是因为跟中国人,中国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缘故。我在博客上翻译连载他的书,希望他本人知晓亦可体谅。
谢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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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江


这钓鱼的老人并不指望真能钓到些什么。“现在钓鱼不是时候,”他说。“冬天太冷了;鱼儿不太动。我来这里,主要是因为退休了——我就是来玩儿的。”他笑笑,望向乌江绿绿的水。老人在空中伸出的一块岩石上,在他身边,他的钓竿也直直坐着,靠着一块石头。好几个小时,老人和他的鱼竿就这么坐着,在一个类似今天这样寒冷的日子里,他们就和岩石一般沉默,一动不动,直到这个固定的景致——岩石,钓竿,老人——看似和那冷冽碧绿的乌江水隔了一个世界之遥。
和乌江的水流相比,什么都显得缓慢了。在乌江的出口,即便那伟大的长江好像也停住了,它那泥泞的水流懒懒的,和那快速移动的支流形成对照。这两条江的水是迥异的,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它们的交汇处形成了一条线,笔直,鲜明,好似地图上的分界线:长江是棕色的,乌江绿色,它们的相遇,好似两块釉彩玻璃被齐整地压在了一起,在白山坪陡峭的山顶下。
乌江乃是大山里的河。它从贵州起源,那儿山岭荒野,人迹罕见,而乌江向着东北,流入四川。在它的沿途,只有几座城市,无一大过涪陵,是以其流水可以保持碧绿清澈,直到它遇到了长江。乌江对于大型江船来说不够宽——许多地段,在枯水季节,只有十来米宽——而且也没什么理由吸引那些大船逆流而上的。即便在这儿,江东区的岸边,涪陵的城市中心就在河对面了,你望向上游,所见的是荒野陡峭的山岭,在远方。它们在河流上方的狭窄空间里挤作一团,那凹凸不平的蓝色形状,告诉你那乌江的上游是何等偏远荒凉。
所有的江河都有独特的个性,不变的特性,不在乎其长度,宽度,水流的速度。而涪陵这儿的两条江差别迥异,它们的对话只限于乌江河口的那色带。长江是人性化了——它被开辟成了航道,它被刺激,被导流灌溉,被建上了大坝;浮标标示在它的浅水区,而各种大小的船只在其被污染的浪头上涌动。它奔向上海。而乌江——清澈,翠绿,很少船只——从山中而来。一条江是关乎起源的,另一条,则关乎目的地:这就定义了它们的个性区别。长江,以其大小,其壮观,看似去向什么重要的地方,而乌江,以其狭窄的急流,看似从某个荒野神秘的地方而来;它那遥远模糊的山岭,暗示了其秘密将被一直保留。你可以在这里钓上一天,而乌江也不会给予你什么。
鲤鱼是一种慢水里的鱼,而它们是老人所期望的,这里还有其他八个渔人。他们分散在一条伸入河水的岩石上,他们的鱼线伸入一块较宁静的水域,这里,水位略微鼓起,而急流撞上岩石,溅起水花。“这里的鲤鱼可有一到八斤重,”老人说。“在城里,一斤要七八块钱,但我们不去卖,我们自己吃了。我也能抓到黑色的鲤鱼,但那是在更快的流域。这河里也有乌鱼——那是乌江里最好的鱼,但在河岸上可抓不到。那要卖二三十块一斤的!在夏天还有草鱼,但在夏天,鱼好钓,人太多了。”
渔人六十五岁了,他从一家重庆工厂退休已超过十年。他戴着宽边眼镜,穿一件又脏又破的外套,因年龄背有些弯了。他们形成了对比,这一对形象——看上去脆弱的老人,和他那崭新闪亮的铝制鱼竿,有八英尺长。“这花了一百五十块,”他骄傲宣称。他抽着烟,和岸上所有其他男人一样,他身上隐约有些酒气。他谈到了另一种鱼,大概是河里最好的鱼,从没有人抓到过。他说了名字,但是他只说方言,而那词——有点像是鳝鱼——很难明白,他也不会写。无论如何,最棒的鱼经常是无名的。“那鱼非常罕见,非常好吃,”他说,“但我们的政府保护它。它要卖到100块一斤!如果你抓到了,没人看见,你可以走掉。如果有别人在场,你得把它扔回去。”他说话的态度严肃,好像是从一条法律中直接引述。他清清喉咙,一口吐在岩石上,然后继续顺着空空的鱼线,望向河中。

乌的字形,有点类似一只鸟——顶上小小一点,一个四方的头,和一个弯弯的鸟嘴,一条直线代笔翅膀。和许多中国文字一样,它的形状反映了部分的含义:“乌鸦”。它的意思还有,黑,暗,可能这名字指向了河水的颜色,当暴雨云凝聚在河谷上方时,河水膨胀,成为愤怒的蓝黑色。
但在涪陵没人能肯定乌江的名字起源,而它的颜色变化极快,而长江是恒久的棕色。在夏天,当雨水频繁,雪水融化了,鼓涨的乌江会流出平缓的棕色,它流入泥泞的长江时,难以相互区分。当枯水季节在秋季末开始了,江水由棕转灰,再到蓝绿色,直至冬天,它伸展宛如玉带,急流中刮出点白色浪花。
现在枯水季节过去了一半,而春雨未至,好几个星期,乌江一直流动着蓝绿的水。现在是下午;靠近河岸的水流在夕阳中泛光。越过那些老年的渔人,一排砂岩石堆积在河流的中心,有一对学生从一块石头跳去另一块,直至他们站到奔流中的一个石岛上。这是个美丽的景点,离江水那么近,脸上能感受到水流带起的冷风,江流从贵州一路往北带来的清凉。学生们在岩石上坐下,看着风景,听着江水。有一阵,在乌江的心脏处,除了流水顺畅的声音外,万籁俱寂。
学生的北边,一艘船停泊在岸边,靠近通往江东区的马路,五个男人在夕阳下,甲板上闲聊。他们的船有八十英尺长,甲板上一半空间为装有氧化铁的桶所占据。明天会有更多的货物上船,但今天的工作已结束了,男人们抽着香烟休息,看着日落。
不久,他们将前往江苏省的江阴市,长江下游一千英里处。他们将漂过三峡的崖壁,经过中国中部的低地与湖泊,然后,前往中国的远东。行程耗时七天。
“通常我们不会走那么远,”船主说。“通常我们去到湖南——我们把这些货物带到下游,再把矿长石带回到陶瓷厂。到湖南大概要花五天时间。那里是**的家乡,你知道么?我们通常会在他的老家韶山停留半个小时。没有,我没去过那儿。但湖南不错——比这里好。那儿的交通比较发达,经济也是。那里比较平一些——不像这里的山区。涪陵的交通很糟糕。我在中国见过的大多数地方都比这里发达。”
这男人四十三岁,如果不和他说话,难以想到他是船主。他穿一件脏脏的灰色西装,脚套一双网球鞋,蹲在甲板上,抽着宏声香烟。他抽的是便宜的那种,对涪陵老百姓来说的标准级别,四块一包。他的手很脏,肩膀宽阔强壮。他是个亲自动手的老板;他监督上货卸货,而他和其他八个工人一起沿江而下。很明显,他跟其他男人很亲近,他表达自己的方式多少像是说他们是平等的——事实上,他不大情愿承认船是他的。但其他人待他有一种暗暗的敬意,当陌生人凑近来,大多数话是老板说的。
“有两个工人可以驾船,”他说。“我不行,但你得要有两个人——一个开船,一个休息。开船比开车难多了,你要知道。学会开车,只要两三个月时间,但在江上,得花五年,才能准备考试。一个执照要花一万块。要花那么多钱,那么多的麻烦,因为一旦出了错,那是很危险的。
三峡不是很危险,如果你了解长江的话。当然,如果你不懂它,那很困难,但我们已经来来去去那么多次了。这么多次航程后,它也没什么意思了。景色很美,那是当然,可是我已经见过太多,太多次。”
他的评论叫我想起另一个船员,在很久以前写道:“现在,当我掌握了这片水的语言,对这大河的每一细节的了解就像了解字母表里的每一个字母,这是不错的收获。但我也失去了一些。我所失去的,再也不能回来了,在我的有生之年里。所有的风姿,美感,以及诗意,都从这条雄奇的大河里消失了!”
毫无疑问,对密西西比河上大坝也曾发出过悲鸣的马克吐温,看到长江陷在水泥高墙之后,只会更加悲哀。但这个涪陵船夫只是个船夫;他的兴趣在运货,而非大江的知识,历史,或诗歌。当我问到大坝时,他只耸耸肩;对他的生意不会有多大影响。最大的区别是他得通过新的船闸,一共八个步骤的过程,大约要花上六七个小时。但那也不是问题,无论如何,他这个人,一直在江中挣扎奋斗,也一直在忍受这河流。在一个小规模的意义上,他每个月都要驯服长江一次,而更大规模的的驯服也不会让他多么兴奋。
“那堤坝非常之大,”他说。“你见过了吗?自从分流之后,情况很好。现在我们要从边上一条航道过去,像这样的——”
他用手指在甲板上画着:弯曲的新流向,干枯的河床,工地。其他男人不无兴致看着他画。太阳落到西面山岭之下了;空气变冷。乌江上现在没有船了,黄昏的睡眠泛起紫色。
船舱在空中的余光下反出白光。男人们继续说话,老板解释道,他从前大部分的工作生涯都在一家电视台,当技工。“那工作不错,”他说。“工作环境很好,只是收入太低,所以我决定要变一变。我在1993年买了这船,花了超过四十万。这种船的船主大多和我一样——我们是独立的,没有单位。船主自己决定去那儿,去多久。那很好——我们有自由。通常我们一个月跑一次,然后在涪陵休息。这是我们的家乡,我和其他工人的家乡。去看看中国其他地方也很好,但我们住在这儿。”
他挥舞着香烟,动作很大——他指向江东区的山,指向黯淡的插旗山,指向涪陵下城区灰色的建筑,和初上的灯光。那灯光在未经驯服的乌江河面上拖出橙色的光带,显出那寒冷,清澈的水流。它冲入了棕色的长江,向东而去,经过三峡,经过毛的家乡,经过江阴,在那里,这些男人要完成下次的航程,经过了上海那泥泞的入海口,注入空茫的东海。
            


5 鸦片战争


我从安妮那儿了解到了邓**的死讯,她是我的一个学生。我刚刚休假回来;现在是旱季的中段,乌江的水面很低。孩子们沿着河岸放着风筝,春节后,中国到处都是这个景象。
二月20日,我注意到教学楼降了半旗。但我没有多想,直到我去安妮那儿拿备用钥匙,她住在楼下,帮我看房间。
“你听说发生的事儿了吗?”她问道。
“在学校这儿?”
“不,在北京,”她说。“邓**死了。”
我说我很遗憾,然后我问他什么时候死的。
“昨天。他们在今天中午前的电视上播报了。我听到的时候,很想哭。”
她边说边笑着,但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的笑容,给内心深处的情感戴上了面具。那些笑容可以隐藏很多的情感——尴尬,愤怒,悲伤。当人们如此笑时,仿佛所有的情感都被紧紧包住,挪去了它处;有时你能从眼里瞄到一点,或者嘴角,或者前额上的一缕皱痕。安妮有着高颧骨,深酒涡,而今天,我能从她脸上察觉到一丝伤心的痕迹。
“葬礼在星期二,”她说。“课程会取消。”
“噢,”我说,“他活得很长。”
“他九十三岁。我想今天中国的每个人都很伤心。特别在四川这儿——你知道邓**是四川人。”
她又一次笑了,不过现在酒涡里的悲伤转为了骄傲。我取了钥匙,谢过她,转身上梯,回了房间。
我想到了安妮的父亲,那个文革期间在四川煤矿呆了八年的数学教授,而我也知道邓**在同一期间遭受了相似的苦。他两次遭到清理,他的儿子神秘地从高楼的窗户里摔出,瘫痪了,在一次红卫兵的审讯中。然而邓**挺了过来,带领国家走出文革,而安妮父亲这些人的平反也是他负责的。
当代中国的**中,没有一个像邓**那样的。他的形象毫不傲慢;他的个头矮小,在年轻时,也从未像周恩来和**那样俊朗。他在重庆东南部的乡下长大,在那里,他养成了一个农民的品位和习惯。他的吐痰是著名的,至少在海外——几乎所有的外国描述都提到他在重大会议期间,大声吐痰。但他有中国人说的“吃苦”能力,而且他有一种务实,坚定的智慧,那就是他将中国从灾难性的国营经济中扭转过来的原因。他也很直接,毫不客气,那也是1989年的民主示威被暴力镇压的原因之一。四川人身上的许多优点,缺点,都可以从邓**的性格里看到。
我的很多学生是从广安来的,那也是邓**成长的地区。在第一个学期里,我让安妮所在的三年级班的同学写下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除了十一个选择了家庭成员的学生外,其他的结果如下:
** 七人
邓** 四人
周恩来 四人
有三个人选择了拿破仑,因为他“打破了欧洲的封建制度。”
一个选择了孔繁森,一个中国式的烈士,他死在西藏。
一个选择了乔治华盛顿。
一个选择了内森海尔,“一个美国的革命家。”
一个选择了穆罕穆德阿里。
他们的口味倾向于选择革命英雄。即便阿里也是一种革命人物,一个放弃了他的职业生涯,抗议越战的人物。我本人也钦佩阿里,但这么多学生以**为偶像,叫我不安。温迪,班上最聪明的学生之一,写到:
虽然**要为文化大革命负责,我们也绝不能否认他的成就。所有人都知道,金无赤金,人无完人。所以,我们要辩证地看问题。他是舵手,是中国的红太阳,他也是我的英雄。
赛斯写下了同样的句子:
当然,**犯了很多错,但瑕不掩瑜。他依然被中国人民敬仰。他的身体融入了祖国大地。可以断言,如果不是**的话,中国的革命会大大失色。所有我认为**值得在世界历史上有立足之地。我想,恐怕只有列宁和丘吉尔才能与他相比。
在涪陵教书,迫使我和中国已故的**建立了一种近似个人的关系。听起来很奇怪,因为在我人生过去的二十七年里,这些人对我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但我现在到处都碰到他们——在学校图书馆的门口,有**的书法复制品,一面墙那么大,而他的画像在我教书的楼里。出租车司机把邓**的像挂在反光镜上。学生们总在谈论中国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写作中充满了对**话语的引述,而且他们经常提及邓**和周恩来。对涪陵的人们来说,这些男人远不仅是政治**,而我发觉自己也对这些人产生了强烈的感情。这就好像来到一片新的土地上,了解了当地人崇拜的神。
我非常不喜欢**。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这并非异常;若你是从外面来到这个国家,没有多少理由让你喜欢他。**的许多魅力,来自于他启发中国人为自己自豪,为国家骄傲,但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这些自豪看起来很空洞——无知,沙文主义,而且是肥皂泡。在涪陵,我越来越不喜欢看到他那肥胖的,自以为是的脸孔,而且我不喜欢他那因为简短扼要,所以容易记住的言论。我尤其不喜欢他那“愚公移山”的故事,那是我的学生们最喜欢的。这是个简单的寓言故事:一个老人住在大山边,生活很不方便,他尝试说服村里人帮他一起把山移开。当然,每个人都嘲笑他;你移不了山!但老头非常固执,也非常有奉献精神,每天他一个人用铲子去山上干活。最后他凭自己一个人把整座山移走了。而村子里的人意识到自己错了。
也许,这是一个对孩子有用的故事,但**从这个无稽之谈中,找到了经济政策的基础,影响了上亿的人。1958年到1961年的大跃进就是愚公移山:农民们被教导去后院里熔铁,这样中国的工业生产可以赶上英国,而结果是大规模的砍伐森林,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饥荒,害死了大约3000万到4500万人。而不到四十年后,我的学生们还写到他们从“愚公移山”那儿得到启发。每次我读到一个学生引用这个故事,我的心就收紧了,几乎要发作:别去糟践那山了,你这老蠢货。当然,我克制住了,我也同样小心地不让学生们知道我讨厌**。
周恩来叫我困惑,他是中国神人里头最外国化的一位。他也是最受尊敬的:全国的民意测验显示,他是年轻人当中最大的英雄。他们仰慕他,因为他是个外交大师,也因为他弱化了文革造成的破坏。这些观点是真实的——毫无疑问,他的外交技巧对每一个见过他的外交使节都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如果不是周恩来在一些关键点上予以遏制的话,红卫兵还能造成更大的破坏。但不像邓**,周恩来从未公开反对那些破坏行为,而且即便在疯狂达到顶点时,他也会在舞台上参加集会,和其他的狂热群众一起挥舞手中的红宝书。
我想他这个人是有些滑头的——他英俊,聪明,而且他善于保住自己的皮肤。我觉得,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在整个文革期间都能身居高位,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的好人,就好象一个成年的德国人在纳粹统治期间一样,他至少部分参与了犯罪。但对中国人来说,这是过于简化了;他们更喜欢把周恩来看作辛德勒那样的人——他看出体制乃是错了,但他从内部工作,消除一些它的恶果。这些人物身上有一种务实的英雄主义,而中国人总是很务实的,远胜西方人。[1]
而我对于邓**品牌的务实主义,则有着多得多的理解同情。那些错误中,有他的一份儿——他在反右运动中,是个重要人物,那是在1950年代末,**要加强他对中国的控制权,而且当然,邓**同意了在1989年暴力镇压。但至少,他可以离开党的路线,像他在文革期间做的那样,当时他不像周恩来那般摇尾乞怜,他批评了运动。作为后果,他被清理了,他的家庭受到了惩罚,他的儿子被扔出了窗口。他的批评不是那么政治性的,但他不是那种只对政治感兴趣,为了政治而政治的人。而且他挺过来了,这一点和周恩来非常不同。我喜欢他这一点,尤其是因为他体现了我最钦佩四川人的地方——他们的强韧以及他们不伪装。到得最后,他成了唯一一个我可以理解的中国神人,而我对他的离去,感到一丝伤感。
邓**去世后的星期二早晨,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有一个追悼仪式。它通过cctv全国转播,中国的每一个单位都被预期会聚集起来,观看仪式。所有的旗帜都会半降,在十点钟,当仪式开始了,会有三分钟的全国哀悼,工厂,船只,战舰,的士,卡车,以及火车会鸣笛。在中国,这类的仪式很容易组织,比沉默容易多了。
我们早晨的课被取消了,英文系的所有学生和教师都聚集在一个礼堂里,观看悼念仪式。老师们聚集在前排。亚当与我在后面找了个位置,因为我们对这典礼该如何进行不大确定,而且也想回避关注。喇叭声从河上传来,所有人都肃立。
张**带领仪式。他跟从电视上的动作,对老师和同学们发出严厉的命令;我们站着,当大会堂的代表站着;我们磕头,当他们磕头。我们一起鞠躬三次,然后张**叫我们坐下听悼念的发言。
**主席讲了五十分钟。一开始,他就崩溃了,擦着脸,呜咽着,我能看到有些学生也在哭。几个后排的新生在偷笑。但他们保持着安静,而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很严肃,而在十分钟后,每个人就只是感觉厌烦了。从外面传来工人们在新的宿舍干活,在我的公寓后。我想所有的仪式中,邓**可能最喜欢这个——锤子声以示致敬,当另一栋建筑在中国建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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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仪式结束后,亚当与我走过家,跟刘老师一起。她是我们系最高阶的教师之一,一个五十三岁的女人,她嫁给了魏**,学校里最高级别的干部。他们住在我们楼的第三层,但我几乎没跟刘老师说过话——就像大多数干部那样,在我们身边她看似不大自在。但今天,为了某些理由,她很想说话,在我们绕过木槌球场的时候。
“我几乎和新中国同龄,”她说。“成立新中国的时候,我六岁。可以说,我是看着新中国长大的——在那时候,我们都还小。你大概听说过,在解放的初期,有很多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在1960和70年代——在那些日子里,总是有政治运动。”
我们三个人来到了公寓楼。作为哀悼,她的胸口上别了白色的纸花,她摸弄着花,当我们停在入口时。她抬头看着我,脸上有一个空白的笑容,眼里充满了泪水。
“那些政治运动没完没了,直到邓**来了,”她说。“我们真是高兴。”
有那么几秒钟,她寻找着合适的字眼。她对一切都很小心——笑容冻结在她脸上,泪水顽固地停留在她眼中。她收拾起来,又开始说话。
“现在我们自由多了,”她说,以很严厉的口气低语道。“我们是那么自由。我们现在有许多的自由了。”
我站在那儿,感觉尴尬,点头以示明白。我难以想象在学校的生活算是哪种真正的自由,虽然我知道,如果我在中国经历了文革的话,我的感受会不同。也许,如果我和学校里最高级别的**官员结了婚,我的感受也会不同。我知道这种想法不大合适,但我无法将它从脑中赶走。
她看起来察觉到了——不是我对自由的不同理解,而是我不能想象中国过去的恐怖。
“你不能理解那是怎么样的,”她说。“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只有那么少。半斤肉。”她说得很饥饿,她的眼睛锁在我身上。
“一个月半斤肉,”她说。“每个月我们有二十七斤米。那就是全部了——二十七斤!你知道那是多少吗?现在一个家庭一个星期就要吃那么多了;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月。一整个月!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总是挨饿。”她摸着她的胃,她的眼里还闪着泪光,而我意识到,真正的饥饿对我来说,比涪陵师专里的自由更难想象。[2]
“当我读完大学,”她说,“我被派到了偏远的乡下去。那是在乌江边,快到贵州了。我做了农民。你要记得,我的家是在重庆;我不是从乡下来的。我不是个农民。但我不能回家了。有三年时间,我就是个农民,在那三年里,我在乡下一家学校教书。中学。我教那些学生念字。
“你不能想象那些日子。江青”——她嘶声喊着那名字,我听别的中国人也这样叫过——“江青,**的老婆,她说没必要学习,没理由去学那些abc。不要abc!”她重复了好几遍,她的嗓音愤怒地上升——不要abc,不要abc,不要abc。她似乎意识到了这样边哭边说,听起来几乎有点傻,但除此之外,无法表达她的感受,一个受过教育的城里女人去到乡下,一个没东西可教的教师。即便现在,我们也难以理解,一个五十三岁的女人,还因为过去的记忆而怒火中烧,那过去的遭遇究竟是个什么样。亚当和我沉默地站着。我想我应该谈点别的,最后,我问她,今天和**1976年去世时,有些什么不同。
“在那个时候,每个单位都有一个治丧委员会,”她说。“我们穿白衣,我们做花圈,有一个星期我们都在哀悼。每个人都为丧礼工作。学生,老师,工人,农民——每个人。所有的事情都停止了。这次是很不同的。”
她的手挥向空中,指向教学楼,城市,江上的轮船。“这次,”她说,“便宜。”
她吐出了这个词,接着,擦擦眼睛,进了楼。在她这五分钟内,我看到的情感流露,超过我在涪陵跟人几个星期的交流中所见。第二天,我在街上碰到她,她笑笑,没说什么,就和她往常的表现一样。在之后的一年半里,我们再没有一次正式的交谈。
三月末的一天,我在学习汉语时,看见了爬过天花板的一只蜥蜴。他的颜色闷绿,黑色眼睛鼓胀出来,他一会急停,一会儿急动,好似一部片子,每三帧就掉了一帧。
他乃是我自从十月以来见到的第一只蜥蜴。在温暖的秋日夜晚,公寓里到处是蜥蜴,在天花板上爬来爬去找蚊子。灯光会惊吓到他们;经常的,我走入房间,拧下开关,三到四只会从天花板上掉落下来。他们总是小腹平平落地,他们网状的脚摔在水泥地面上。三月里的这只体型较小,而他慢慢爬到门口,消失了。
插旗山上的桃花树生出了小小的白色花蕾。校园里的花儿在开了,每隔几天就有雨水落下。沙岸与江中的石头岛逐渐缩小。白鹤梁消失了。
有两天,冬日的雾气褪去,而阳光比过去几个月里都明亮得多。我穿着短袖衬衫跑步。田里的农民在水牛后面步行,耕着泥土。稻谷种植的季节来了。
然后是倒春寒。雾气返身,厚厚罩住了江面。有些花儿凋谢了。插旗山的花蕾定住了。农民们继续耕田。在我公寓外的台阶上,我见到一只死蜥蜴,他的眼睛是闷灰色。
几天后,我在乌江上游,作了一次长途的登山。我卷好帐篷和睡袋,还戴上了野营的炉子。在口袋里,我装了一只罗盘。最近,我的小妹妹安吉拉寄了一本旧书给我,是泰德威廉姆斯的棒球传记,这书我也带上了。我把背包甩到肩膀上,走出了学校的侧门。
我朝向南方,经过了磨盘山谷的入口,沿着街道,穿过了太极药厂区域。每个人都停下来盯着我看;我听见了身后的笑声。一个老人停在了路边,微笑着。“你是要回家吗?”他问。
“是的,”我说,我向他挥手告别,继续步行。
这是个灰色,潮湿的早晨,从乌江的河谷吹来一阵冷风,但肩膀上满满当当的背包让我感觉良好,走路的感觉也很好。我来到了乌江大桥,这儿江东路向西跨过江水,我穿过马路,踏上跨在江面之上的石级。整个冬天,我都从往向窗外绿色的陡峭山丘,以及乌江远处的拐角,那儿雾霭蒙蒙,整个冬天我都在想:有一天,等春天到了,我要去看看那拐角后的天地。
水是白垩般的绿色,我走在乌江西岸的的小径上。我经过了第一道江边山谷,这儿有一座佛教神龛,被低矮的树丛掩住。我穿过了一些小农田,来到了涪陵梁唐铁矿厂,在那儿他们挖着山。这里的一切都盖着层灰色的尘土——码头,工人的宿舍,超大的钢槽把石头从山上运下来。在厂区的中央,有一个标语:
高高兴兴上班来
安安全全回家去
在汉语中,可以将形容词重叠,以获得强调的效果,而那一条宣传标语在工厂与工地很是普遍。看到这个,就是个很好的指示,你应该继续走,别停下来。跨越长江两岸,有许多类似的标语,人们在那儿用火药炸山,大炸特炸,修建一条通往重庆的新公路。[3]
铁矿厂区的空气尝起来像泥灰,而钻岩机节奏稳稳地响着。工人们——惊惊奇奇——看着我经过。我爬上了工厂上方的山丘,灰尘让我的喉咙发干,接着,道路往西,进入了另一个山谷,我进入了农村。
乌江的边界,乃是高高的白色砂岩山崖,低处河谷的作物,种在石墙上方的梯田上。麦子整齐排列着,接近收割时节了,山岭上黄色的油菜花闪着光。我沿着蔬菜地走过,小萝卜,洋葱,开着紫色小花的宽豆。沿着河谷往下是农舍,泥墙伴着瓦顶,一头母牛在竹林旁吃草。工厂的噪音远离了;我听到鸟儿叫,偶尔,一只公鸡打鸣。香蕉树立在低地,叶子在轻风中沙沙响。
我沿着江的右岸南行,沿着那些看似好点的路。在较宽的河谷里,农民们在面容平静的水牛后耕地,当我经过时,他们总是惊奇地停住。水牛停下来,仿佛沉思,而农民们问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的脑子里没有一个清晰的目的地,这叫他们很是迷惑;他们的叫声在河谷中回响:“不通!不通!那条路不通,回来!”我总是听到相同的话,但继续前行,因为一条路总是通向下一个农夫的家,而从那里,另一条路出发,穿过了山岭。
在这里,乌江的水比在涪陵那儿更清澈了,一条深绿色带,被其中的流水割出一缕缕白条。江上的交通很少——偶尔有渡船,大约每半个小时有小货船,有些小的舢板船沿着河岸掠过。这些小船在水流上起伏,然后,在深水区安定下来了。
到中午时,我能感觉到自己发展出了一定的节奏——稳稳的脚步,背包两旁甩动——我猜想继续走会是怎样呢,往南,走到贵州,继续向前,看那山岭的变化,听到越来越难懂的口音。即便到了这里,跟人沟通已经是困难了;他们的方言口音比城里重得多,而且,通常,见到外国人的震惊,叫他们说不出话来。向他们问路是困难的,因为他们总相信我乃是迷了路,总想要帮我找一条船回到涪陵城里。但我笑笑,谢过他们,朝着南面,他们的警告声在我耳中作响。
有时,白色的山崖升得太陡,我得离开河岸,从旁绕过,这时,我会用上我的罗盘,而同时眼睛盯着乌江上的空间。你能从几英里外就看到它,因为那些山岭会在河谷的边缘突然消失,留出一块空白,好似空中悬着的一块影子。是以,即便江水出了视线,我还是可以跟随着乌江那沿着天际线的倒影,跟随它向南。
待到下午后半截,太阳的光线微弱地穿过雾气,我通过一条陡陡的山径,走向江岸。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也许是十二英里,也许十四。我碰到了四个人,刚从涪陵最后一班船回来的,他们告诫我说,直到某天早晨,不会再有船了。我说那不错啊。他们问我从哪儿来,我告诉他们我是城里教书的美国老师。
“你挣多少钱?”一个年轻男人问。他穿件新毛衣,刚从城里购物回来。他的问题很是普遍,而我如实回答了,我一向如此。我一个月收入一千块,大约是120美元。
“哇!”他说。“那不够。一个外国人挣的应该比这多!你怎么不换个工作?”
无论你我走到哪儿,每个人都跟我这么说。作为一个和平队志愿者其中一项困难,就是当地人总觉得你是个傻瓜,接受那么低的工资。那男人摇摇头,他的女朋友走上前,问我为什么到这儿乡下来。
“春天来了,我想走走,”我说。“而且在涪陵,我现在没事做。”
这个回答比我的薪水更搞笑,他们一起摇头。“你带太多东西了,”那女人说,指向我的背包。那也是真的,我很高兴,看到这么偏远地区的人,和涪陵城里的人一样那么理智。他们挥手告别,朝上走了,而我往下,穿过一条小峡谷,来到了乌江边。
在水边没有别人。江岸有很多的石头,有一长条的砂岩石作为摆渡船的停靠点。那上头有一处可以俯视江水,长了不少青草。我把帐篷在此驻扎,这是个睡觉的好地方。附近没有房屋,山崖直直陡峭伸入雾气中。
我坐在水边一块岩石上,看着江水。我拿出了泰德威廉姆斯的书,读起来:
我想成为有史以来最棒的一个击球手。一个人应该有他的目标——一天的,一生的——而那就是我的目标,让人们说,“泰德威廉姆斯来了,他是最棒的击球手。”当然,没有人比我工作地更努力。那是我的心的中心,击打一只棒球。
这是一本好书,读在三月的尾声,在乌江的河岸边。我坐在河岸上,读完了一半,然后,雾气更浓了,气温跌了下来。一只舢板船经过,而我不动如打坐,是以经过的人无法在逐渐变暗的天色里看见我。那里有丈夫,妻子,就像在这些小小渔船上许多的伴侣一样。女人在船尾操控船桨,而丈夫在船首捞网。他们彼此并不说话。我猜想那样的生活是怎样,和一个人结婚,每天共同在不足五米长的船上打渔。舢板船上的那对看起来应付得挺好。他们的动作娴熟,我能听到的,只是轻柔的桨声,男人把网拉上船板的哗哗水声。太暗了,看不清他们有无收获。在转角出,他们划出了我的视线,朝向下游而去。
雨水轻轻落下,我找到了上方一处岩石,可以遮住我的炉子。我小心安排好所有事情,煮开了我剩下的水。我煮了燕麦,还有面条,吃完后,我关了炉子,让水凉下来。我将一部分倒入壶里,剩下的,用来洗碗。
雨现在下大了,我确保帐篷没出状况。我铺开了睡袋,把随身的东西拉入帐蓬,检查了桩子和线。所有一切都好。在瑞士时,我曾用那个帐篷露营过两个月,而自从那个夏天以来,我就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办法,什么事儿都能通过它来实现。
炉子上的水凉下来,我用其清洗了。我想着泰德威廉姆斯,猜想他会不会喜欢四川。也许不是很喜欢;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站错了边,而且在其间,他的飞机被击落了。但他可真是个钓鱼的高手,也许乌江会吸引到他。一旦你习惯了这里的事情,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这也不是个糟糕的地方。
当我进入帐篷的时候,雨下得猛了。我在岩石上,能听到江水的急流。在早晨,一艘生锈的船停靠在河岸上,花了三块钱,我回到了江东的码头。这是我在涪陵的第一个春天。

[1] 译注:何伟在这段话的后半部分,语气不乏暗讽,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
[2] 译注:若以一家五口计算,二十七斤米一个月,大约是每个人每顿0.9两。半年前看报道,古巴家庭的配给,大约只够一家人用半个月,其余要到黑市上买。
[3] 译注:何伟原文中的‘宣传’乃是‘propaganda’,尤其指政治宣传,含洗脑之义,在英文里有很强的贬义。在中文语境里,它很多时候却是中性。按照何伟在另一本书“甲骨文”中的说法,中国宣传部对外的英文名称,已由‘propaganda department’改为‘publicity department’,接近‘公关部’的意思了,但对内依然称‘中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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