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网

妈妈网
go 回复: 9 | 浏览:349 |倒序浏览 | 字体: tT

[小说传记] 《中国纪实三部曲之一江城》作者: [美]彼得·海斯勒(已完结) ...

Rank: 9Rank: 9Rank: 9Rank: 9Rank: 9Rank: 9Rank: 9Rank: 9Rank: 9

91UID
32602899  
精华
帖子
25300 
财富
172852  
积分
60739  
在线时间
274小时 
注册时间
2015-6-8 
最后登录
2018-6-19 





文案:
作者peter hessler,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何伟,来自美国密苏里州,一个中国通,当代描述中国的西方作者中的一人。他很年轻,现今也不到四十。他的书写态度富于同情与关怀,姿态谦逊,以此与许多西方媒体记者区分开来,套用中国的老话说,他的态度不乏“温良恭俭让”之风。
river town,河边小城,是他头一部书,debut,源于他在涪陵,前四川,今重庆的江边小城两年教师的生活经验。选择他的书来翻译,是因为跟中国人,中国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缘故。我在博客上翻译连载他的书,希望他本人知晓亦可体谅。

谢谢支持

Rank: 9Rank: 9Rank: 9Rank: 9Rank: 9Rank: 9Rank: 9Rank: 9Rank: 9

91UID
32602899  
精华
帖子
25300 
财富
172852  
积分
60739  
在线时间
274小时 
注册时间
2015-6-8 
最后登录
2018-6-19 

   
《中国纪实三部曲之一江城》
作者: [美]彼得·海斯勒【完结】



简介



作者简介(译者注)
作者peter hessler,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何伟,来自美国密苏里州,一个中国通,当代描述中国的西方作者中的一人。他很年轻,现今也不到四十。他的书写态度富于同情与关怀,姿态谦逊,以此与许多西方媒体记者区分开来,套用中国的老话说,他的态度不乏“温良恭俭让”之风。
river town,河边小城,是他头一部书,debut,源于他在涪陵,前四川,今重庆的江边小城两年教师的生活经验。选择他的书来翻译,是因为跟中国人,中国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缘故。我在博客上翻译连载他的书,希望他本人知晓亦可体谅。

作者简介(豆瓣)
彼得·海斯勒长期为《国家地理杂志》、《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撰稿,自 1991 年即定居于北京,担任《纽约客》驻中国记者。他生长于密苏西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在普林斯顿主修英文和写作,并取得牛津大学英国文学硕士。曾自助旅游欧洲三十国,毕业后更从布拉格出发,由水陆两路横越俄国、中国到泰国,跑完半个地球,也由此开启了他的旅游文学写作之路。
海斯勒散见于各大杂志的旅游文学作品,数度获得美国最佳旅游写作奖。《消失中的江城》一推出即获得“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the kiriyama pacific rim book prize),最新旅游文学力作《甲骨文》(oracle bones)并入围2006年美国“国家图书奖”非小说类最佳作品。
            



作者前言


这本书的各个章节叙述了我在涪陵的生活,而点缀其中的速写则专注于当地的景观、历史和居民。所有的速写都是我在那里居住时写下的,我用这种结构,让读者感受一个外国人在涪陵这种小城所扮演的两种角色。有时我只是观察者,另一些时候我深入到本地的生活中,这种距离感和亲切感合而为一的感觉,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在四川的两年。
我对书中几个角色的姓名和身份特征做了修改,以免主题敏感对他们造成影响。对大部分汉语姓名和词汇,我都使用了标准汉语拼音,除了个别几个像长江(yangtze)和香港(hong kong)这样广为人知的名字。
这不是一本介绍中国的书。它讲述的是某段不长的时间里中国某个小地方的故事,我所希望的是捕捉到此时此地的丰富多彩。地方是我所熟悉的——阴郁的长江、经过开垦的绿色群山,但时刻却比较难定义。涪陵在地理上和历史空间中都处于中游,有时,很难看出事物从何而来,又去向哪里。但是,这座小城和它的居民永远充满生气、精力和希望,这些最后都成了我写作的对象。与其说这本书是对某人或某地的调查,不如说它是对在一条伟大河流的激流中心生活两年的记录。
(以上文字由“hi!pda”论坛starship补译)



      


自序



我在四个月内完成《消失中的江城》的初稿。我没有理由写得这么快,没有合约或截稿日期催促着我。我原来可以慢慢来,享受久违的美国生活。但是每一天,我早早动笔,晚晚收笔。记忆驱使我加速写作,因为我担心会失去涪陵生活的实时感。此外,未来也驱策着我:我想记录我对于一个即将面临巨大变化的城市印象。
在过去二十年,这种转变感──经常的、无情的、势不可挡的变化感──一直是界定中国的一个特色。你很难相信,中国曾经给人恰恰相反的印象:根据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家里奥帕德.范.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说法,中国是“永远停滞不前的民族”。现在,这是一种最不正确的说法,而作家所面临的一项挑战就是:笔根本跟不上改变的脚步。在《消失中的江城》的第一页,我写道:
涪陵没有铁路,这里向来是四川省一个贫穷的所在,而道路路况十分恶劣。如果你想去哪儿,只能搭船,但是你多半哪儿也不去。
但是,当本书在二○○一年出版时,一条通往重庆的超级高速公路已经完成了,几乎再也没有人搭船沿着长江前往涪陵了,而一条铁路干线正在兴建中。涪陵欣欣向荣,来自终将被三峡大坝淹没的低洼城镇移民刺激它的成长。我以前经常去用餐的小面馆经营者黄家已经开了一间网吧。我教过的学生分散在全国各地:西藏、上海、深圳、温州。但是《消失中的江城》──一部永远停滞不前的书──并没有提到这些。

在一九九九年春天回到中国后,我一年至少去涪陵一趟。由于有了高速公路,现在去涪陵比以往容易多了,而我在北京的作家新生活使我可以自由旅行。我经常去拜访涪陵,然后沿长江顺流而下,前往三峡的核心。
在我加入和平工作团的那两年,三峡大坝一直像是一个抽象物──一个模糊的应许、一个遥远的威胁。但是每次我回去,它就变得稍微更加具体。到了二○○二年,移民城已大有进展,地貌明显地划分成过去和未来,在江岸附近,旧的滨江城镇和村庄几乎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尽管中国其它地方都在一股脑儿地进行兴建,在江水必然会上涨的地方建造任何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当局任由这些低洼城镇和村子衰败,直至一切都荒废了:破损的砖、肮脏的瓷砖、布满尘垢的街道。注定毁灭的城镇和新城形成一个对比,新城是由水泥白瓷砖建造而成的,高高座落于河流上方的山丘上。每当我搭船朝长江下游而去,我可以在一系列的水平带状结构中,一眼看出地貌的演变史:江边属于过去的阴暗村落、一段将被水库淹没的绿色农田,以及上面高处一簇簇展望未来的白色建筑物。
我在水坝完成之前的最后一趟旅行,是在二○○二年秋天展开的。我和一位朋友带了帐篷和睡袋,沿着将近一百年前凿在江边峭壁上的古老小径徒步旅行。天气好极了,而小径上的风景令人屏息。有时我们高高位于长江上方,我们所在的峭壁垂直落入三十公尺下的江水之中。每走一段路,我心里就想:这将是我最后一次看见这条小径。
我们朝长江上游前进,而且不急着赶路。在小径走了一星期后,我们参观了正被拆毁的滨江城镇。旧城巫山刚刚被拆除,我漫步于瓦砾中,拾荒者在那儿拣任何可能卖钱的东西:砖和铁丝、草和木头、钉子和窗框。一群人聚集在一堆营火旁边,周围是一栋大型建筑物的破墙,然后,我认出了一块半毁的招牌:他们正在红旗旅馆的大厅扎营,一九九七年我第一次前往长江下游时,曾住在这间旅馆。
所有我最喜欢的滨江城镇都处于各种不同的毁灭阶段。大昌的四分之一已消失了,裴市只留下回忆,大溪已走入历史。有时,我在拾荒者搜刮过后经过一个村子,在寂静中,我审视被留下来的东西。在大溪,我看到一张加了相框的富士山照片,照片的前景是一大片盛开的樱花。在清市,我经过了一张垫料加厚的红椅、一个旧的篮球框,以及一块残破的石碑,上面的刻文是上个世纪完成的。一栋被拆去屋顶和窗的房子仍然有一扇闩上的门。在裴市,我向一对夫妻买矿泉水,他们所住的临时棚子完全是由拣来的门和窗框搭成的。也许这是一个道教的谜语:住在一间由门搭成的房间意味着什么?

当我到达涪陵时,旧城区大部分已被拆毁,新建的住宅区挤在高高的山顶上,城市庞大的堤防差不多已完成了,而乌江对岸的师范专科学校也正在扩张和改变。老干部们已退休了,新干部对外国人比较开放。几年前,我和亚当抵达涪陵时,最先迎接我们的那位友善年轻人艾伯特,现在已是英文系的系主任。当我去他的办公室拜访他时,他拿出我一年前送给学校的精装本《消失中的江城》。
“你可以看出许多人读了这本书,”他说。书的封面已经破损,且沾满茶渍;翘起的角落已经难以压平,翻书的手指留下了脏兮兮的灰色痕迹。在我手中,这本书显得十分沉重,像是一个手工制品。我怎么可能写出一本看起来如此陈旧的书?
就某方面而言,改变的步调似乎让当地人比较容易接受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所描绘的世界已经显得十分遥远。我的中文家教老师孔明在暑假时把这本书读完了,使用字典一字一字地读,因为他不太会说英文。他告诉我,读到许多勾起美好回忆的那部分时,他笑了。在我拜访涪陵期间,当学校的官员在当地一家餐馆设宴款待我时,他们把我对于昔日宴会的描述取笑一番。“我们不想让你喝太多酒!”一个干部说:“你在你的书里提到我们强迫你喝太多酒。”
“那不是一个大问题,”我说。
“我们当然不想再那样做!”另一位干部说。但是另一个人插嘴:“你要不要再喝点白酒?”

在那几天,我在城里逛,拜访老朋友。在银行那儿,我停下来看钱曼丽,那位我住在涪陵时,唯一与我“约会”过的漂亮年轻女人。那是一个短短的插曲,因为约会一小时后,我就发现她已经结婚了。现在她已经有一个两岁大的孩子,她说了每次我回到涪陵时一定会说的话。
“你不认得我了,对吗?”她问:“我比以前胖多了。”
我说:“妳看起来和以前一模一样。”
当书中的一个人物变胖了,作者该怎么办?“妳看起来很好,”我说,然后我就不再说什么了。
当三峡大坝的第一阶段工程完工,而闸门终于关闭时,我回到巫山。那是在二○○三年六月,在《纽约客》里,我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一个家庭对于河流上涨的反应。他们已经尽可能地等待了,等在江水上涨之前采收了蔬菜。
2003年6月7日
傍晚六点,在周家终于将电视、一张书桌、两张桌子和五张椅子搬到路旁的南瓜田里,我在江边立起了砖柱。在新的巫山地图上,这一片水域叫作滴翠湖。但是,这些地图是在湖出现之前印制的,事实上,水呈混浊的棕色,而所谓的湖其实是长江的一个入口,在过去一星期,这个入口已涨到三峡大坝后面。周济恩下一回从他家的竹架棚屋出来时,背上扛着木造的碗橱。他是一个个子矮小的男人,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在最近之前,他们一直住在龙门村。新地图上并没有这个村子。接下来,周家的一个朋友抱着周家那座以电池供电的时钟走出来了。和我的腕表一样,那时时钟指着六点三十五分。砖柱周围的水已经上升了五公分。
看着江上涨就像追踪时钟短针的进度:几乎是无法察觉的。没有明显可见的水流,没有奔腾的水声,但是每过一个小时,水就上升十五公分。这种变动似乎来自内部,在某种程度上,对于逐渐缩小的江岸上的每一个活动而言,这是一件神秘的事。甲虫、蚂蚁和蜈蚣从江边成群呈幅射状散开来。水包围住砖柱后,一群昆虫狂乱地爬上干燥的柱顶,在牠们的小岛被水淹没时,拚命地试图逃脱。
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水以每小时十五公分的速度上升。这些细节吸引我,直至我把相机的焦距调准了,把镜头缩小了:我分分秒秒注意着砖柱上的昆虫的动静。当一切都结束时,我登上船,离开巫山。河流已变成湖。
自此我就不曾回去了。这不是我的计划,而我不确定我为什么耽搁。也许这是因为我想完成我的第二本书,我担心旧地重游会让我分心。或者,也许三峡大坝的不可改变性让我感到难过。
但是,我看得出对于异国产生怀旧之情的危险,当这个地方曾被称为“永远停滞不前的民族”的家乡,这种怀旧之情尤其危险。如果当你看到一片地貌改变了,让你认不出来了,你会感到难过,那么,当你待在一个不会改变的地方,你会感到更难过。我以前的学生威廉·杰斐逊·佛斯特在毕业后离开他偏远的家乡,就像中国各地一亿多个乡下人一样,他变成一名移居者。他前往东岸繁荣的城市,当一所私立学校的英文老师,步上成功之途。有一年,在假期中回去控望他的父母后,他写给我一封有关他的家乡的信。威廉那一代的人几乎都离开了,他的村子似乎毫无生气。
回到家时,一切都一如往昔,道路依然崎岖不平,人们都变老了。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找不到我以前认识的熟人或朋友。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如果不选择经常性的改变,就得选择贫穷、恶劣的道路和慢船。我是一个在一九九六至一九九八年期间学会喜爱涪陵的外国人,所以,我很感激我有机会为那两年留下纪录,而我怀念我认识的地方。但我也因为大部分的涪陵人对于未来都感到十分乐观而心怀感激。再度航行于长江之上将是一件愉快的事,即使旧日江水的湍急水流已变成回忆。
二○○五年十月于北京
           



第一部



      


1 顺流而下


坐慢船,由重庆顺流而下,我来到了涪陵。这是一个温暖,清爽的夜晚,在1996年八月的尾声。长江上星光闪烁,星光微弱,无法从黑色的水面反射出来。一辆学校派来的小车,载着我们从码头出发,沿着丛丛曲折的小路前行。城市在我们身边急速掠过,在星光之下,它显得黯淡,陌生。
我们有两个人。我,27岁;亚当梅勒(adam meier),22岁,我们还很年轻,是被派到这里来做教师的。之前我们几乎从未听闻过涪陵。我所知的,乃是这城市部分将因新近建设的三峡大坝而淹没,我还知道,涪陵许多年来,一直对外面的人封闭。除此,就没什么关于涪陵的信息了。
半个世纪来,没有美国人在此生活过。后来,我碰到城里一些长者,他们还记得在1940年代住在这里的美国居民,在1949年**解放之前,而这些记忆又总是相当的模糊。在我们抵达时,这里还住有另一个外国人,一个德国人,他在一所当地中学教了一个学期。但我们只和他碰了一次面,其后不久他便离开了。在那之后,我们便是这小城中仅有的两个外国人。这里的人口大约二十万,以中国的标准来说只能算是小城。
涪陵不通铁路。长期以来,它都是四川省的一个贫穷地区,公路状况很是糟糕。去哪儿你都得搭船,而多数时候,你哪儿也不会去。在未来的两年,它将是我的家。
一天,大约是在我们抵达后一个星期,学校里所有人都聚集到了前门。一群学生和教师
花了一个夏天,步行从涪陵走到了延安,那是位于陕西省北部的前革命根据地,现在,他们返回学校了。
这是长征的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在内战的关键时刻,红军长途跋涉了六千英里,那时,国民党(kuomintang)已然快将摧毁**的势力。克服种种困难,**人们抵达了安全地带,在西部中国的群山和沙漠之间,从延安,他们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力量,最后,他们的革命席卷了整个国家,把国民党逐去了台湾。
一整个学期,学校里都有种种特殊活动,来纪念长征。学生们会上关于长征的历史课,写关于长征的文章,在十二月,将有一次关于长征的歌唱比赛。为了长征歌唱大赛,所有的系要花费好几周的时间来练习,然后,在礼堂演出。因为长征所包含的音乐蕴藏相当有限,许多的歌都是一样的,是以颇为难了评委们一回。叫人困惑的还有,由于演出服装供应不足,人们只能分享,就和他们分享所唱的歌曲那般。历史系的人们演出了,身着白衬衫红领结,然后下了台,迅速把他们的衬衫领结递交政治系。政治系的人们猴急急穿戴完毕,冲上舞台,又唱一遍刚刚被唱过的歌。到夜晚演出的尾声,所有的衬衫都被沾上了汗渍,所有的观众都通晓了所有的歌曲。音乐系获胜了,一如往常,而英语系位于倒数。关于长征,并没有英文歌曲。
但夏天的步行延安之旅并非竞赛,而涪陵队的返航乃是长征季节最重大的事件。他们步行了超过一千英里,在中国夏日的酷暑之中,到得最后,只有十六人成功走完全程。其中有学生十三人,教师二人,他们是中文系的党支部**,以及数学系的政治辅导员。另有一个人物,一个低级别的管理人员,他在跋涉的中途痛哭失声,给他在涪陵赢得了一个坚忍不拔的声誉。所有的参与者都是男人。有几个女学生也想报名参加的,然而学校考虑决定说,长征不适合女生。
在聚会的一星期前,李校长去了一趟延安找长征的学生,因为在近结束前学生们碰到了麻烦。
“学生们碰到了一些问题,”当我问到发生了什么,英语系的主任傅牧友(音译)说,“我想他们是没钱了”。这确是实情,他们的钱用完了,虽然有宏声牌香烟的赞助,这是一个本地的香烟品牌。在我看来,这实乃一个特别正确的方式去纪念中共的历史,跋涉一千英里,然后在延安堕入破产。
但李校长有办法救他们出来,现在学校的整个学生集体聚集于前门的广场上。这是一个小型的师范学院,有两千个学生,于1977年开设,属于文革摧残了中国教育体系后重建的众多学校中的一家。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这类的学院位居底层。课程要花三年修完,学历要低于本科,几乎全部的学生都来自四川乡下的农民家庭。在毕业后,他们将回到家乡,在那里的农村中学教书。
对许多学生,尤其那些新生来说,学院乃是叫人兴奋的地方。校园与涪陵的主城区仅是乌江一邻之隔,很少学生曾在那么大的城市里生活过。学校里有电影看,有竞赛,周末有舞跳。时常会有类似欢迎长征同志的政治集会那样的活动,现在,学生们带着热闹的期待,叽叽喳喳着在广场上说笑。
有一组八个女人在门口立正。她们穿着白衬衫与黑裙子,在胸口上别着红色的校徽。她们被称作招待员,是从学生团队中精心挑选出来的。
所有的招待女孩都高挑漂亮,无一面带微笑。她们代表了学校的官方,以完美的姿势站立,优雅的步态行走,为权贵们斟茶。
关于涪陵,我还听说过些别的:这里的女人素以美丽著称,至少我在成都上中文课时听说如此。其中一个老师来自东北,一个脸颊骨高高,说话温柔活泼的女人。即便在夏天,她也双手捧着一壶茶,似要取暖。她叫尙老师,虽然她从未去过涪陵,却很确定那里女子的美丽。
“这是因为山水的缘故”,她说,“那些有山有水的地方出美女”。
在成都我还碰到了一个涪陵人,也说了同样的话。“但有时那儿的人脾气不好,”她告诫我说。“那是因为太热,因为那儿有很多大山。”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显然中国人对他们山水的看法,很不同于外面的人。当我看到那些修出一个个平台的山丘时,我关注的是人们如何改造它,把它变为一道道叫人惊叹的稻谷梯田;而中国人则看着在那儿居住的人,看着他们如何被那儿的土地所塑形。在我早期的涪陵生活中,我不时想到这个,尤其因为我所有的学生的生长都和这里的土地紧密相连,我揣度着四川崎岖多石的自然环境是怎生影响了他们。同时,我也想到,它在两年中,会对我造成怎样的影响。
涪陵市长第一个到来。他坐在黑色奥迪的后排,由司机送到学院大门。走出车门时,他向鼓掌的学生们挥手致意。当地的电视台来了,给他摄影,一个矮矮胖胖的男人,在九月的炎热中愈发显得肿胀。他快速穿过广场,走向亚当和我,和我们握手,说欢迎我们来到涪陵。
这是我们在涪陵参与的活动中时常碰见的,每次活动的第一件事就是——欢迎刚到的美国人。在长征集会的那天,我们本在前往登山的路上,很随便地穿着短裤和t恤,我们只是由于好奇才停了下来。参与如此重要的活动而穿着不当实乃愚蠢的错误,我们本可表现得更好的,因为我们已经理解到,在这里,想要做个旁观者可着实不易,往往我们本身却成了众所瞩目的中心人物。
当长征的人们抵达时,校园的大喇叭里大鸣大放出爱国音乐来。他们身着迷彩服,胡子拉碴,肩膀上挂着旧式的军包。领头的人举着褪色的红色横幅,上头写有学校及宏声牌香烟的名头。他迈步穿过那些招待女孩。女孩们被分为四人一组的两排,齐步走着,她们的头坚定高昂,眼睛直视前方,手臂大幅摆动。其他的长征队员们纵队跟随着领头人,带着骄傲的微笑,向群众挥手。每个人都在鼓掌,观众们跟随着长征列队进入了礼堂,哪儿挂着一道横幅:
谢谢支持

Rank: 9Rank: 9Rank: 9Rank: 9Rank: 9Rank: 9Rank: 9Rank: 9Rank: 9

91UID
32602899  
精华
帖子
25300 
财富
172852  
积分
60739  
在线时间
274小时 
注册时间
2015-6-8 
最后登录
2018-6-19 
热烈欢迎涪陵师范学院宏声香烟万里长征队伍胜利归来
亚当与我急忙低头弯腰躲入礼拜的后排,希望能避免注意。我们周围的学生们在咬耳朵议论,转头盯着我们看。他们的注意扩散出去,很快整个礼堂的人们都扭过脖子来看我们,我们尽量沉入到座椅深处,棒球帽低低压住我们的脸。仅过了一阵儿,窦副校长就将我们领到了台上。他也着实别无选择,否则观众的注意力将被分散。保证人们都集中注意,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时常被融入到当地的活动中去。
我们被安置在市长和党委书记及其他干部身边。人群发出哄笑声,而长征队员们鼓起掌来。招待员给我斟茶。我低下头来,努力想把光着的腿藏到桌子下面。干部们发表演说,鼓励长征队员们,提醒大家记住那光辉的历史。演说都非常强劲有力,类似老电影中的独裁者,而其中窦副校长更是无人匹敌。
他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小个头,大概110斤重,他精瘦的胸脯和轻盈的手臂颇具麻雀般的质感。但他对着麦克风干活却是相当了得,开始很轻柔,很平静,好似给一群小朋友上课;现在大声起来,逐步加快手势的幅度,一只纤细的小手向着群众挥舞过去,仿佛似要谴责他们;最后他咆哮起来,手臂挥动如打桩,眼珠快要迸出,扬声喇叭在胀大,演说者和他的听众们此时平等了,团结成为了同志,成了爱国志士,人民公仆;观众们站起身来,爆发出欢呼和疯狂的掌声。
我听到他说到了我和亚当的中文名字,梅尔康与何伟,他宣布说我们是被中美友好志愿者组织派来涪陵的,这是中国人对“和平队”的称呼。人群又爆发出一阵轰鸣,我们所有人都成为同志了,一起服务人民,建设国家,长征队员们都骄傲站立着,每个人胸口都醒目地别着一条丝带与一朵红色塑料花。有人递给我一朵花和丝带;有人指给我看一个站立于台前等候的一个长征队员。他微笑着,弯腰,热烈和我握手。我道个歉,给他别上丝带与花,尽快的,希望能减少聚光灯对我短裤的关注,但人们又度欢呼起来,我挥手致意,掌声又再响起。我坐下来,脸红耳热。
在庆典过后,他们拍了照片来纪念此次活动。在照片中,长征队员们与干部们骄傲地站成三排,每个人的位置都精心设置过,那褪色的红色横幅以过去的革命组织风格在空中飘荡。长征队员们身着干净的白色衬衫,胸口别着红丝带。他们没一人在笑。最重要的干部们站在头排,跟亚当和我一起。窦副校长与魏书记面带微笑,而亚当和我则尴尬地咧着大嘴。亚当穿着凉鞋而我身着一件很旧的灰色t恤,我们的光腿破坏了一排整洁的裤队。其他的干部没一个在笑。相片中没一个女人。
两年后,我回到美国,我想把这照片展示给朋友们看,给他们讲述故事。但从哪里开始说起呢?去解释说后文革时代的学院在纪念长征,和描述说大山如何变为梯田一样困难。最后我会说,这是我们学校的一次政治集会,而我们的参与纯属意外,因为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和平队的志愿者都不为共产党的集会所欢迎。我就只说到这儿了——这就是我关于那照片的故事。
当然,一切绝非如此简单。我是一个和平队的志愿者,我又不是;中国是共产国家,又不是。所有一切都并非它看似的那个样子,这就是那些早期生活的日子,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总会有踏空的危险。
在中文里,peace corps乃是“和平队”,在这三个字后面有更多的含义。在文革期间,当反美的宣传抵达高潮时,中国政府对和平队说了很多——说它乃是中央情报局的盟友,它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说美国把它的年轻人送到海外,为的是影响第三世界国家,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你最不可能爱上的苦活儿)。这些话如今不大说了,但其回声依旧袅绕,是以“和平队”这个词儿已经无可救药地腐化了。但中国语言,和其人民一样,明晰政治的风向。当和平队在1993年来到中国时,另一个名头被找到了——美中友好志愿者。这些字眼更复杂,而内涵却无疑简单多了。学院的权威指示我们的学生不得使用“和平队”的字眼,不管是中文或英文,而他们中绝大多数也这么做了。带着一个委婉的工作头衔,我来到了一所在文革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学院,在这儿,历史从未远离,而政治则无所不见。
开始时,就是这友好把我们两个都吓坏了。我们头衔里的这两个字着实难以翻译或诠释。学院在年前本有三个外国教师,一对年老的澳洲夫妇和一个中年墨西哥男人,然而他们只呆了不到一年,且几乎从未离开校园,他们的情况要简单许多。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年轻,我们要打算在涪陵住两年,而且我们被美国政府作为第三拨和平队队员被派遣到中国来。学院在最好的一栋楼里给我们安排了寓所,那儿还住有党支部书记及其他重要干部。好几个星期以来,他们隔天晚上就要宴请我们。在这些事件是乃是有外交礼仪的。我们要坐在一张铺满了中国小食的桌上,腰果,干啤,茴香豆,莲藕,通常韩老师会发表声明。他是外办的一个代表,27岁年纪。他的英文口语在学院中首屈一指,然而他是一个焦虑的年轻人,为的他新近上了这个权威的岗位。他请我们称他艾伯特。
头个星期的某个晚上,在宴席开始前他转向我们。
“学校决定了”,他说,“给你们买个可以打到校外的电话机。你可以打到中国任何地方。”
我们发出异议——这没必要,话机很贵,其他学校的志愿者都没这个。他挥手制止我们。
“这问题不用谈了”,他说,“没电话你们会很不方便”。亚当和我对视,耸肩。我们谢了他,所有人都开吃,第二天维修人员上门来安装了电话。
几天后,又一个饭局,又一个声明。“学校决定了”,艾伯特说,“要给亚当买台洗衣机。”
“我房里已经有一台了,”我说,“我们可以合用,没必要再花钱。”
“不方便”,艾伯特说,“学校已经决定了。”再次我们的抗议被无视了。我们开吃,第二天一早,一台新洗衣机出现在亚当的门口。
几天后,亚当在和几个英文系的教员玩牌,党书记张岩提到学校从和平队收到了我们的简历信息。
“我看到说你会玩网球”,张书记说,“你肯定打得很好。”
亚当曾经在夏令营里任职过网球教练,而他迅速摇头。“我打得不好”,他说,“我已经好久没认真打过了。”
张书记咧嘴,抓牌。他是一个瘦而结实的男人,理着平头。我们花了一个星期对他建立起两点认识:他是英文系教员中篮球打得最棒的,也是最能喝白酒的。他也是系里最高阶的干部,作为党的书记他的权力遍及学术,纪律,和政治议题。他那种人不大说话,而他开口时,就有事儿要发生。现在,他看看牌,身体前倾,看着亚当。
“学校”,他轻声说,“决定要给你买网球。”
他坐回椅背,等候他这宣言的回响。但问题是,这网球怎么买?好一阵儿后亚当才决定如何回应。
“学校真是太慷慨了“,他很小心地说,”我很感激你们愿为我们做的,但这没必要。你不用给我们买网球,张先生。
张书记笑笑,甩出一张牌。
“魏先生”,他说,“想到你或许想玩网球。他想让你跟皮特都快乐。”
魏先生乃是整个学院的党的书记,作为校园最高阶的官员,他无疑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而非关心和平队员要不要打网球。亚当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强调说他没网球也很快乐。但张书记态度坚定。
“这事已经决定了”,他淡淡说道,“学院要给你买网球。现在玩牌。”
谢谢支持

Rank: 9Rank: 9Rank: 9Rank: 9Rank: 9Rank: 9Rank: 9Rank: 9Rank: 9

91UID
32602899  
精华
帖子
25300 
财富
172852  
积分
60739  
在线时间
274小时 
注册时间
2015-6-8 
最后登录
2018-6-19 
别在老年人眼中。在我看来,我觉得很自然。
上周,当托马森小姐(另一个访问涪陵的志愿者)给我们上美国选举讲座时,她脱下了羊毛衫,把它绑在腰间。对我们中国人看来,这真是难以想象。一个教师怎么能在上课时那么做!但谢天谢地,我们英文专业的多少对美国有些了解,这并没有让我们太惊奇。但如果其他人看到了,他们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这地方犯错误是很容易的,而且很多错误依然犯下了。但当地人是很能谅解的——通常他们会给我们一点暗示,往正确的方向轻推一把。在课程的头一周,亚当让同学作自我介绍,一个叫凯勒(keller)的女孩站起来。她介绍了自己家乡的名字,并解释说她选择此名字源于海伦凯勒。这是一个很普遍的模式;不少人从他们的仰慕对象那儿取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有个芭芭拉(barbara)(从芭芭拉布什那儿来),一个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内尔阿姆斯特朗),有个理想主义的二年级生叫马克思(marx)。有些直接从他们的中文名字翻译而来——房子(house),黄色(yellow),北方(north)。有个男孩的英文名字叫懒惰(lazy)。“我叫懒惰”,他说,在开课头一天。“我很懒。我不想玩篮球或足球或任何运动。我的喜好就是睡觉。”
其他名字就较没道理了。这儿有一个草房(soddy),一个三菱(sanlee),一个科(ker)。有些名字只是不好彩:一个很小个头的男孩叫笔(pen),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叫椰子(coconut)。一个男孩叫戴茜(daisy),让傅主任很是郁闷。系主任是个俊朗的男人,发色蓝黑,他是我们与英文系之间的联络人——这位置上有太多的责任,给他罩上了层悲哀的空气。他在叫我去办公室里讨论戴茜时,看上去特别阴沉。
“这是个女孩的名字,对吗?”他问。
“对”,我说。“只是当前在美国,连女孩们都不喜欢这名字了。”
“我记得‘了不起的盖兹比’中有这个名字”,傅主任说,笑得很悲哀。学生时他的专长在美国文学,他几乎对所有伟大的二十世纪小说家都了如指掌。他叹息一声,摇头。
“去年这学生有个男孩的名字”,主任说。“他在夏天改了名。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从没跟戴茜谈论过这个。他不是很容易交流的,关于他我所知道的,只是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当一名军人,而该追求因为他糟糕的视力被人民解放军粉碎了。这个失败,也许能照亮戴茜存在之秘密;他个头很高,沉默寡言,气质里有一种深深的悲惨。每天他都穿迷彩服来上课。不知那是一种自我安慰或自我惩罚。我只是喜欢有一个高高的,身着迷彩,名叫戴茜的男孩坐在教室的后排。我永远也不会叫他换个名字或服饰。当然,我没把这些想法告知傅主任。
而凯勒的名字是一目了然的。海伦凯勒是学生中普遍的英雄人物——即便一些男孩也把她作为榜样,部分原因,大概是由于她对共产党表现过一些同情。在凯勒自我介绍的那一天,她解释了一下原因,接着便微笑了。
“谢谢”,亚当说。“你长着很好看的雀斑,凯勒。”
教室里突然寂静下来。凯勒拉下了脸,迅速坐下。在一片尴尬的沉默当中,亚当慌乱了一阵,接着便急急解释说在美国雀斑会被当作不乏吸引力的。然而,情况表明,在中国却不是这样——他的赞美好似说“你长了很好看的胎记。”但除了继续上课外别无他法了,在几分钟后这尴尬便消除了。
但这事故却没被忘掉。一个星期后,两个学生在日志中提及了此次事故,他们尝试用中国式的间接来沟通:
我曾听说很多美国女人脸上都长有雀斑。在中国,尤其女孩子很不喜欢别人提到自己脸上的雀斑。这很没礼貌。我想知道长雀斑的美国女人是如何想的?
他们中有些人(外国老师)的教学方式是可接受的……我们应当肯定他们的成就。但有时,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的习俗,却会让中国学生尴尬。我们不会轻易对别人的外型做评价。但这两个美国老师中的一个却打破了禁忌。但我想,随着时间推进,他们对中国的知识日长,这些尴尬可以避免。
我们就这么跌撞着前行。当然,我们很天真幼稚,我们相信凭借良好的意图和努力工作,我们会不费太多麻烦就融入到这城市的日常生活中去。但和这国家大多数地方一样,涪陵有一个复杂的过去,我对其历史也未有真正的理解,不论我读过多少有关大跃进和文革的书籍。
尤其要紧的,我还未认识到,对中国的这块地方而言,出现两个美国人加入做居民意味着什么。后来我了解到,当地许多的工业,乃是在1950和60年代从上海迁移过来的,出于对美国核威胁的反应。当时毛泽东把中国的军工厂都迁移散布到了西南部的偏远山区。不可避免的,这段历史会影响到当地人对我们的看法,而我们之前却对该历史一无所知。
也许,若我们先前了解更多的话,事情还会更困难。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叫安妮,她家就住在我那栋楼的一层。她父亲是个数学教授,教员中最高阶的一位,因此他才能在我们这栋专享的住宅楼里取得一席之地。而也因为这个原因,文革期间,他在四川一个偏远的煤矿工作了八年。像许多有才华的中国人一样,他曾被放逐,因为他是个知识分子,臭老九,底层中的底层,那种只有通过最下等最乏味的工作才能改造的一类。
那些岁月看上去没给梁教授带来多少重负——他是个开朗的人,毫无疑问他很高兴自己在政治上被重新接纳了。即便在煤矿工作时,他也尽量为自己获得最佳待遇,通过做出漂亮的会计账目来获取当地人的钦佩。但我想或许这过去的历史对他的女儿倒有更多的影响,虽然她不曾经历过他的那些事儿。她是班上最聪明的的学生之一,也属于那不合群的少数。她的想法是不同的——她喜欢独处,而且很有决心;大多数人都不免要跟随环境表现出一些假大空的政治言行,而她却不随波逐流。在我所有的学生中,我最期望她能对我展现出开放的思路来。然而在她毕业后,她给我写了封信,很诚实地告知她在最初时的想法:
在你当我老师没多久后,我读过一篇新闻评论说,克林顿先生所以能取得总统位置的原因之一,是他对中国态度强硬。那时候,我讨厌见到你和梅尔先生。
在起初的几个月里,我猜不到这种情感会那么强烈,尽管有一些征兆显示我的学生们对外国的世界依然充满了不信任。我把这些事件看作孤立的事件——我通常是很温和地回应,尽量不去想太多。某天一个叫凯瑟琳的女孩写到东西方女人的差异:
西方人是喜欢娴雅的女孩呢,还是性感的女孩?不过我总有一个观念,东方女孩因其娴雅出名,而西方女孩则因性感。
在中国的女孩,大都是娴雅,精致和善良的。她们做事跟随规矩。这是中国的传统。
但西方的女孩对外面世界更开放。她们想嫁谁就嫁谁,想离婚就离婚。不管别人的评论。她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考虑是对是错。她们的生活无拘无束。
我想我喜欢东方女孩的美德。她们娴雅,精致。
凯瑟琳(catherine)是个可爱的女孩,安安静静的,有一双热切的眼睛,挂着友善的微笑。我对她严厉不起来。在她的日志下面,我只是写道美国我有三个姐妹——就只说到这儿了。在涪陵这种方式的沟通已足够,一天后她就道歉了。
她用到了“开放”这个字,对涪陵的人们来说,这可是个分水岭级别的话题,对整个中国来说也如是。无论到哪儿人们都在谈着改革开放,这包括了跟外面世界增加接触,以及邓小平于1978年启动的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改革。在某个程度上,改革开放类似戈尔巴乔夫在俄国的运动,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中国的这个词汇缺乏清晰的政治含义,而该国的领导没有意图想要如戈尔巴乔夫那样开放政治体系。无论如何,改革开放导致了大规模的社会变化,从区域之间的流动性,到受外国文化影响下的新风格,新态度。大多数中国人视其为积极的发展,因为生活水准提高了,但还是有恐惧隐藏在脑中。第一批到来的美国教师们,就足以激发起他们的不确定感。
在头一个学期,我是太忙了,没空去想这些事儿。我在学习中文,准备课程,写我自己的日记;我没时间去想我们的到来背后隐含的政治意味。但有时我还是会被震动——好像那回我读到一个学生的日志,三个短句子久久盘旋在我脑中:
今天的中国对外国开放了。犯罪增加了。维持社会秩序很重要。
开头的几个月里,这些看上去都不那么重要。我把这些有趣的段落拷贝到我的日记中,然后照常做事。我意识到,至少在这开始的阶段,我无法因学生们的任何想法而对他们作出评价。他们的生活背景和我来涪陵前的人生经验太过遥远,而且,和所有年轻的中国孩子一样,那段饱含忧患的过去如空气般围绕着他们。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要嘲笑他们滑稽的名字很容易,把他们当作单纯无知的乡下人而不屑一顾也很容易。但这种想法距离事实再远也没有了——四川的乡下并不单纯,而我的学生所知道的事情或许是我所未想象过的。即便他们的外观具有欺骗性,但当他们写到他们的家庭时,真相与事实便流露出来。
在现实生活中,我觉得我父亲是个英雄。有一回他告诉我他的过去 。但他还才十岁时,他的大姐们便远嫁了,大哥也去了远方工作。那时候,中国走着集体化的路线,人们在农村公社干活。他们没有自己的财产。
在那些日子以前,我的爷爷通过努力工作,积累了很多的财产,但当农村公社开始后,我们家庭的财产就被“革命组织”全部毁灭了。他们说所有的东西都属于群众,然后他们把一些好东西拿走了。我的奶奶想要阻止她们,但失败了。他们把我奶奶吊起来打,不给她吃的。后来她就饿死了,然后他们强迫我爸爸在冬天去水田插秧。我爸爸没有抱怨,只是辛苦工作。
他们的祖母大多数都是小脚,他们的祖父很少会认字。他们的父母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恐怖的年代度过青春期。这些都影响着我的学生们,给他们塑型,然而同时,他们又是全然不同的。他们受过教育,虽然没有谁说得上富裕,他们却并非赤贫。他们可以买得起东西,时髦的衣服,书,录音机。他们上了大学。他们学习了七年的英文。他们看到了巨大的变化,政治的,经济的。也许就我的标准来说,他们算是被政治洗过脑了,而跟过去的年代相比,他们明显要自由得多了。
他们是分水岭的一代,就好象“开放”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分水岭的议题。我感觉到他们这代人身上肩具重任——在某些方面他们像是我父母那辈的美国人,听着大萧条和二战的故事成长,建设出了今天的美国,不管说是变得更好或更糟。这种联系到未来的光荣意识也存在于中国,只是中国的这段近代史比起美国历史的任何一页都要残暴得多,令到事情变得复杂。我的学生很难就任何有关中国的事情发表批评,这并不叫人意外,因为他们是没完没了地受到共产党的思想灌输。偶尔我的一些较出色的学生写到中国时,会混杂着冷静的精确感和盲目的乐观感,让我感到,做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是何等美妙,又何等艰难:
我想,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有两个伟人:毛泽东和邓小平。若我们想要指出两代人对中国的不同看法的话,我们就必须提到这两个人。
当我父母在我的年纪时,中国并不富裕。甚至人们无法吃饱穿暖。那时的情况非常的困难。因为缺乏经验,中国的领导们没有很好解决一些问题。也许,那段日子是中国发展过程中最艰难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容置疑: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建立了中国人民共和国,而给中国人民带来独立和民主乃是中国人长期珍视的目标。所以,人们从心底崇拜他。这种崇拜也带给了人们对中国的深沉的爱。我父母也是这样。那时是文化大革命;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都是错误的。但他们以为中国是最好最完美的国家,地位也很崇高。在他们想法中,只要实现计划经济就可以实现宏伟目标,因为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关于市场经济的想法都是右倾修正路线。我的父母只是照他们的指示去做事,而不去想那些指示是错是对。
今天,我们以自己的眼光去看那些日子,我们觉得我们父母从前的想法和行为多少是盲目和狂热的。但如果我们客观看待那个时代,我想,我们应当理解他们。每一代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对年轻一代来说,重要的是去理解而不是批评。我们的上一代是不幸的;他们没有一个好的机会,好的环境来认识自己的价值。但他们的精神,他们对我们国家的爱,给了我们一个好榜样。
我很难想象自己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我的学生对学习的态度热切,对我的态度非常尊重。而且他们很聪明。学校虽然不是名校,但中国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口不过占到全部2%,是以即便涪陵的学生们也算是被精选出的一族。事实上我很高兴来到一个低层次的学校,因为这儿的学生有一种未经打磨的质地,为我从所未见。在我从前去的所有地方,教育太早便磨圆了孩子们的棱角——在美国,即便高中生也会谨言慎行,或是愤世嫉俗,怀疑猜忌。教育成了游戏,而学生们是玩家,但在涪陵,人们还远没到那份上。他们的智力还是粗糙的——这儿能闻到乡村的气息,汗水和牲口的气味,闻到夜晚的土壤和即将成熟的菜花,以及四川农村的一切。在他们的思想中有土地的闪光,犹如那围绕在师范学院的周边的坚硬之美,插旗山陡坡上的梯田。
这光彩在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上闪亮。我们有一个叫科的学生——和许多学生的英文名字一样,他像个谜。他是班上最安静的学生之一,看上去像个中年的农民;矮小壮实,脸被四川的阳光晒得黝黑。他有着农民式的安静的笑容,农民式的谦下的礼貌,他从前就是个农民,直到政府给他发了封信说,他通过了考试,被涪陵师范录取了。现在,他才二十一岁,班上最年轻的学生之一,有一天亚当安排一个作业,十五分钟的自由写作。科埋下头,写到:
我在田里干活。我的那头公牛突然变成了台长着牛首的机器。是以我提前干完了活。因为这个,我被推荐到了镇上的领导那儿。然后我坐飞机去了北京,去向江泽民主席汇报。他不信我的话,因为他没见过长着牛脑袋的机器。他下令把我关到监狱去。在去往监狱的路上,我的牛出现了。它现在是一列火车,长着一个牛脑袋……
我的命运和我不断变形的牛紧密相连。
很走运,在我的火车形公牛的帮助下,我回来了。我到了镇政府上。我的牛,现在变回了一头真的牛,跟着我后面咕噜咕噜说些什么。我听不懂。它又变作了一台电脑,牛首形状的电脑。在电脑屏幕上显示:我的小主人呐,你不适合搞政治。你该到学校里多学点知识。尤其你的英语太差了。只有这样你才能做好工作,过上幸福的日子……
或许,我会听从牛的建议,抛下农活去学习。
这两百多个字里,有很多很多的信息,关于四川的信息,而它又写得那么毫不费力——当然它的文字下面有更多的含义。亚当第一次布置自由写作时,事情并没随他的计划发展。他对全班解释说有十五分钟时间,大家可以“写你想要的任何东西”。
学生们写了。亚当收起了作业。他们写了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亚当收到了四十五份购物清单。我想要台新电视机,一件新衣服,一台新录音机。我想要更多的语法书。我想要我自己的房间。我想要bp机和手机和汽车。我想要个好工作。有些学生列的单子有一张纸那么长。
这不是亚当想要的效果,但好歹这些单子里也有许多关于四川的信息。第二次,亚当细细解释说,你们可以“写任何想要的主题”。
这次的效果很好。科埋下了头写出了上面的文章。亚当和我坚持工作,从我们的错误中学到教训,努力融入到当地的日常生活中去。

谢谢支持

Rank: 5Rank: 5Rank: 5Rank: 5Rank: 5

91UID
61445802  
精华
帖子
391 
财富
5593  
积分
1313  
在线时间
491小时 
注册时间
2017-6-3 
最后登录
2018-6-19 

Rank: 9Rank: 9Rank: 9Rank: 9Rank: 9Rank: 9Rank: 9Rank: 9Rank: 9

91UID
32602899  
精华
帖子
25300 
财富
172852  
积分
60739  
在线时间
274小时 
注册时间
2015-6-8 
最后登录
2018-6-19 
回复 天鱼儿5 的帖子

书太长了,分了几部分贴出来的
谢谢支持

Rank: 5Rank: 5Rank: 5Rank: 5Rank: 5

91UID
61445802  
精华
帖子
391 
财富
5593  
积分
1313  
在线时间
491小时 
注册时间
2017-6-3 
最后登录
2018-6-19 
喔,这样呀,但有些书不是可以贴好几页?

Rank: 9Rank: 9Rank: 9Rank: 9Rank: 9Rank: 9Rank: 9Rank: 9Rank: 9

91UID
32602899  
精华
帖子
25300 
财富
172852  
积分
60739  
在线时间
274小时 
注册时间
2015-6-8 
最后登录
2018-6-19 
回复 天鱼儿5 的帖子

嗯嗯,那我下次贴一起吧,或者标注一下
谢谢支持

Rank: 5Rank: 5Rank: 5Rank: 5Rank: 5

91UID
61445802  
精华
帖子
391 
财富
5593  
积分
1313  
在线时间
491小时 
注册时间
2017-6-3 
最后登录
2018-6-19 

Rank: 6Rank: 6Rank: 6Rank: 6Rank: 6Rank: 6

91UID
21971298  
精华
帖子
837 
财富
15764  
积分
6137  
在线时间
252小时 
注册时间
2014-8-30 
最后登录
2018-6-20 
你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热门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