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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精选] 《论人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与“宗教”》作者:[德]舍勒(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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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案:舍勒指出,现象学既不是一门新学科的名称,也不是哲学的代名词,而是一种精神直观态度,通过这种态度,人们就可以直观或者体验那如果没有这种态度便始终不会显现出来的事物,亦即直观或者体验由各种现象学事实组成的特殊王国,本书收入作者对爱与信仰的现象学论述,极具理论建树,可以为我们认识现象学提供可贵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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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与“宗教”




哲学人类学的任务是,精确地描述人的一切特殊的专有物、成就和产品,是如何从在以上篇幅中简短地阐述过的人的存在的根本结构中产生出来的,如语言、良心、工具、武器、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国家、领导、艺术的创造功能、神话、宗教、科学、历史性和社会性。在此,我无法讨论这些成就。不过,在本书的最后,我们的视线似乎应该转到结论上来,看看从上述有关人与万物的原因的形而上的关系之中得出什么结论。

人能够表明,就在人通过世界意识和自我意识,通过他自己的心物自然的对象化——精神特有的标记——而成为人的那一刻里,人也以什么样的内在必然性必然把握住一个超世俗的、无限的和绝对的存在最形式化的观念。这是人的自然从低于自己的存在阶段中渐次发展的过程中的最美的果实之一。一旦人把自己——这个过程也属于人的本质,是人的生成本身的行动——从自然整体中提出来,并把自然变成自己的“对象”,他随即惊恐地转向自身并问道:“我自己在哪里?我的根据是什么?”人不可能再这样说:“我是世界的一分子,我处在世界的包围中。”因为他的精神和人格的现实存在,在空间和时间里比这个“世界”的存在形式更高级。当他这一转身时,他仿佛看到了无(Nichts)。在这一眼中,他似乎发现了“绝对的无”的可能性——这个发现驱使他继续提问:“为什么存在着一个世界?‘我’到底为什么及怎样存在?”必须理解存在于人的意识之间的那个关联所具有的严格的本质必然,上帝在这同时只是被理解为装饰了定语“神圣”的“通过自身存在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当然可以披上五颜六色、色彩纷呈的外衣。一个绝对的存在所具有的范围,无论可以体验及认识与否,与存在的自我意识和世界意识一样,在结构上同样属于人的本质。洪堡[1]谈到语言时说过,因为人只是靠着语言才存在,因此人不可能“发明”出语言来。那个在自身里独立自足的存在,放射着神圣的威严,巍然超越一切有限的经验内容和人的集中存在本身。洪堡的论断对于这个威严的存在的形式上的存在范围,仍然具有同样严酷的效力。倘若人们把“宗教和形而上学的起源”这几个词,不仅理解为用一规定的假设和信仰思想填满宗教和形而上学的起源这个范围,而且理解为这个范围本身的一个起源,那么这个范围的起源就与人的生成本身变成一回事了。“世界到底存在着,而不是不存在着”,“人本身存在着,而不是反之不存在着”;人必定是直观的,必然会发现这个事实,是可能的而非必然的,而且是在人意识到世界和他自己的同一时刻发现的。由此可以看出,认为“我在”(笛卡儿)或“世界在”(托马斯·冯·阿奎那),先于“有绝对的在”这样普遍的定理,并且想从前一类存在类型通过推断达到绝对的范围,的确完全是一个谬误。

世界意识、自我意识和上帝意识,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结构统一体——恰如对象的超验与自我意识产生于同一个行为,即“第三反射”。人什么时候才确定他的中心呢?——当那个“非也”变成外界具体的现实,精神的现实的存在及其观念的对象在这个“不”当中构筑起来时;当面向世界的行为出现,要无限地闯入发现了的“世界”范围去探索,不停留在任何一个事件上,当这个永不休止的欲望产生之时;当正在变化的人毁弃一切先于他的动物界的方法,即被迫适应外界,或使自己适应外界,反其道而行之,使被发现的“世界”适应他自己和他的已变得有机、稳定的生命;当人使自己脱离自然,以便把自然变成他统治的对象,以及新的艺术原则和符号原则的对象——就在这些行为发生的同一时刻,人必然在世界以外、在世界的彼岸确定下自己的中心。但是现在他已经无法再把自己理解为世界的一个“肢体”或简单的“部分”,他自己已经勇猛地超越了这个世界!

人发现世界的偶然性,发现了他的存在核心偏离了世界这个最大的偶然之后,又还可能有一种双重行为。一方面,他会对此感到惊诧(),并开动他的认识精神去探索绝对,使自己加入进绝对之中——这便是任何种类的形而上学的起源。形而上学在历史上的出现很晚,而且只限于很少几个民族;然而,另一方面,人也可能出于不可遏制的寻求拯救的渴望,不单是拯救自己的单个存在,而首先是拯救整个同类,以存在于他身上的、从产生起便与动物相反的过量想象为基础,并在这个可怕的过量想象的协助下,用他喜爱的形象遍布存在的范围,目的是通过礼拜和仪式钻进形象的力量里,以便求得一点“保护和帮助”来“撑腰”。因为他在与自然异化和把自然对象化的基本行为中——也在他的自我存在和自我意识与这个行为的同步变化里——自己似乎掉进了纯粹的无之中。以这种求救、求援的形式来克服这个虚无主义,就是我们所说的“宗教”。宗教最初是群体的和“全民宗教”,直到很晚的时候,伴随着国家的产生,才成了“创始人宗教”。世界对于我们,最初是作为对生命中我们的实际存在的抵抗而存在的,这种情形早于作为认识的对象;同样确定的是,那些赋予人以力量,以便人在世界上保护自己——这种帮助最先是由神话,后来是由从神话中脱胎而来的宗教提供的——的思想和观念构造,论到关于那个新发现的范围时,在历史上必然先于所有那些以真为目的的认识或对这种类型的形而上学的尝试。

我们现在找几个人在自身和一个最高的Diege[2]的基石之间营造起来的关系观念的主要类型,并只限于西方—小亚细亚的一神教阶段。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形形色色的观念,如当上帝把某一个民族选为自己的民族后,人与上帝订“约”(古代犹太教)。又如,按着交往的社会结构的不同,人似乎是“神的奴隶”,浑身充满诡诈和低级的求救心理,拜倒在神在面前,企图借助乞求和威吓,或者用魔法使神注意。在更高一些的形式中,人显现为至高无上主宰一切的“主”的“忠实的奴仆”。所有人与“上帝”的关系,都是儿童与“父亲”的关系,这样一个理念达到了一神教范围内可能出现的最高级、最纯粹的人的观念。人与上帝是由本质上相类似的“圣子”来居间调解的。“圣子”在他自己的内在本质中向众人显示上帝,他自己凭着神的权威给人们规定信仰的内容和戒律。

所有这类观念,我们都本着我们对于这个关系的哲学思考加以拒绝。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我们不承认一神教的前提条件,即“一个精神的、在其精神性里万能的人格的神”。在我们看来,人与世界终极原因的关系在于,人以其人的资格,就是说既是精神存在,又是生命存在的身份,只是“通过自身而存在的存在”的精神和欲求的一个分中心——世界的终极原因在人身上直接理解并实现自身。其实这就是斯宾诺莎、黑格尔及其他许多人古老的思想:当人发现自己的根据在于元存在者之中的那个动作产生的同时,元存在者也在人身上意识到了自身。我们只须将这个迄今为止被过于偏激地用理智主义来对待的思想稍加改造。为着至高的存在的理想的要求,以及尝试实现至高存在的要求,并在这个实现的过程中把那个从元原因中生成的“神”当作欲求与精神不断增加的渗透来一起创造,我们应主动地把我们的存在中心为着这个目标而投入使用。现在,我们必须使“知道自己存在的根据”成为上述行动的结果。

人、人的自我和人的心灵,就是这个自我实现和自我神化的场所——自足的存在追求着自我实现和神化,并由于后者变化的缘故而不得不把世界作为一个“历史”来忍受。人、人的自我和人的心灵是我们所能知道的神的生成的唯一场所——但也是这个超验过程的一个真实部分。因为,虽然一切事物在持续创造的意义上,每一分每一秒都从通过自身而存在的存在中产生出来,而且还是产生于欲求与精神相互默契的功能的统一体,但是只有在人及人的自身中,Ens per se[存在本身]的这两个——我们所能认识的——定语才活生生地相互产生联系。人就是这两个定语的会合点。在人身上,世界的“蓝本”逻各斯成了可共同进行的动作。在我们看来,人的生成与神的生成从一开始就是互为依存的。人几乎不可能达到自己的规定,同时又不沦为至高存在的两个定语中的任何一个的肢体,以及这个存在不知道自己的居处。与此类似,“Ens a se”(自在的存在)也不可能没有人的共同参与。精神和欲求,这两个存在的定语,如果不考虑它们变化中的相互渗透——作为目标——即使在自身之中,也没有完结:正是在人类精神于历史中的显现里,在世界生命的进化中,精神和欲求成长壮大了。

有人会对我说,事实上已经有人对我说过,要人们忍受一个未完成的、变化着的上帝,是不可能的!对此我的回答是,形而上学不是为弱者、需要扶持的人开设的保险公司。形而上学是以人心中有力量的、意气风发的意念为前提的。因此很容易理解,人是在他的发展过程和他的不断增长着的自我认识当中,才意识到他原来也是一起在奋斗着的,他也一同得到了“神性”。但是,人们要求逃往人以外、世界以外的一个无限的威力之中,以寻求解救和帮助,这个无限威力被等同于善与智慧;逃向无限威力的需要太大,以致在不成熟的时代里不可能摧毁感觉和意识的一切堤坝。人与神性的关系正在疏远,存在于沉思、礼拜、忏悔、祈祷等方面正在客观化,因此亦在回避的各种关系之中,而我们则为着神性,为着神性在任何意义上与其精神的行动方向的自我认同,把我们个人的全副身心都投入进去——用这个强有力的行动来取代人对于神性的半是稚气,半是软弱的关系。通过自身而存在的存在最后的“现实”存在,没有能力使自己变成对象——一如一个陌生人的现实存在也极少能这样做一样。只有通过参与,只有通过投入和积极的认同的行动,人才能分享生命及精神的现实性。论到给人撑腰,或只不过给人补足人的弱点和需要,即这些一再想要把事物变成对象的东西,绝对的存在是无能为力的。对于我们,也许还是有一个“支撑”存在——这就是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的价值实现的全部作品,只要这个作品促进了“神性”向“神”的演变。人们最终切勿去寻找先于自我投入的理论可靠性。只是在人本身的投入之中,才有可能“得知”通过自身而存在的存在。

进一步阐述这个形而上学的基本观念的内核,不属于这个报告的范围。



* * *



[1] 威廉·冯·洪堡(1767—1835),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对20世纪语言科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曾预示探索语言—文化关系的人类文化语言学的发展。——译注

[2]生理学上指毛皮兽四肢内侧上部毛发覆盖率低的部位。——译注


“谐调时代”中的人[1]




王艾明 吴伯凡译



* * *



[1] 选自《舍勒全集》卷九。——编注





德意志政治学院并没有将其自身的学术旨趣局限于那些在所有国家的同类学院共有的研究对象之上,也没有让自己仅仅满足于科学地讲授那些与国家政策关系密切相关的、存在于各个民族的社会里所有真实情况的确切而严肃的知识。它有两个根植于历史的本质和我们民族历史位置中的更远大的目标和使命:

首先,它必须竭尽全力地克服强力和精神之间形成的那种古 老的、悲剧性的、德意志式的对立,这种对立在我们这个新的民主的共和国里不是已经减弱,而是愈演愈烈。其次,它必须并且能够有助于彰显一种文化风尚,我坚信,这种文化风尚的存在或消失都将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正成长着的一代德国精英人物能够通过其源于德意志历史的深层之中的精神和意志,逐渐渗透并潜移默化地左右我们全部领域的政治领导层。这样的精华人物,不是德意志精神的副本而是它的再生,他将充分地认识当今世界和时代的需求。

如果我们将民主和精英人物视为相互排斥的概念,那就大错特错了。然而不幸的是,在那些支持民主制的人当中,虽然他们本人对精英持友好的态度,但在具体的政治行为中,却与他们的政治对手们——不管这些对手是君主制的拥护者,还是某种独裁体制的追随者——一样频繁地排斥精英人物。作为精英阶层中杰出专家之一的帕累托(Pareto)非常正确地说过,不仅历史是一个“精英人物的循环运动”,而且不管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政府是何种形式,精英人物的循环运动构成历史这一点都是确凿无疑的。我们知道民主相当无情地显示了在一个民族中的民众组织以及因信仰一致而组成的团体、阶级、政党之间是存在着历史性差异的,但我们也知道,民主本身并不会造就这些差异,并且,通过揭示这些矛盾,民主尖锐而清楚地概括出精英人物不得不解决的未来将出现的种种问题。由于一些在这里我们不能讨论的深刻理由,几乎全世界所有的议会民主今天都面临着某种危机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了。这里面存在着一场艰难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人们所遭遇的敌对势力不是从前遇到的那种保守的正统主义者(这种敌手在今天几乎销声匿迹),而是某些滑向“左”的和滑向“右”的独裁的趋势。民主如若还想生存下去的话,我们只能说,只有当它能够从它的反对者手中夺取武器并且产生和容忍一种经过认真挑选、充满活力和战斗力的精英人物时才有可能,这些人物提供给国家和民族的是一种使文化与强力融为一体的局面。无论我们德国人在这方面成败与否,都将不仅决定我们民族的文化的命运和我们血肉之躯的尊严,而且还决定我们现在这个国家的历史命运。

在此,我不可能就历史中精英人物的总体问题,就他们的类型、内在素质、维护力量、扩展力量的方式以及他们的兴盛衰败等方面的问题展开来进行讨论;即使我将话题仅仅限于我们的国家,我在此也不能展开这种讨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学问题。有一点是确定的:精英将不是仅仅在血缘和传统的意义上的那种“精英”,如旧普鲁士的贵族阶层和旧普鲁士的世袭化的国家雇员。我们时代的使命是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而这样的素质和能力绝非能够通过心理遗传的原则由父传子。这样的精英也不能从我们如此众多的政治党派中产生,这些政党有着如此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并且极易锯断他们所骑坐的枝杈;这就是说,他们认识不到我们民族文化和我们关于德国历史的概念中存在着一种“求同”的准则,诸种意见的自由、民主的讨论以及有条理的陈述在一个议会中将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公立学校里发生的就法律而进行的没有结果的争执中也能看到这种讨论和有条理的陈述无法进行的种种困难)。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精英将不会从中出现,因为特别的政治精英——回想一下在解放战争(1813)的冲击下出现的贵族精英——几乎不会直接产生于政治领域,但是精英可以诞生在那些精神上具有新意的运动中,与此同时,他们被一种新的活力感所推动,因为他们此时已慢慢地进入到政治领域中来了。因此,在一些经历过战争的老兵和意大利青年中产生的旨在求民族的再生的运动发展成了法西斯主义运动。精英不再轻易地兴起于特定的阶层,也不再兴起于特定的职业。

某些精英经常具有维护和治理特定的文化成果的重要能力。但是,时代自身以“创造”一词来对之加以鞭策、劝勉的精英却总是在民族的某一隐秘的深处发育、成熟,随后才逐渐崭露头角的。总之,当他们在社会上露面时一定不再是羽翼未丰的人物了。除非他们使自己慢慢融入到在**物周围形成的“文化群体”之中,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在政治上崛起。我个人多年经验和观察所形成的坚定的信念是,在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今天,他们受制于我们新式的政府,而这新式的政府在其初期与德国人民竟是那样的格格不入。或许在数年之后,或许在数十年之后,这些今天正处于成长之中的对我们的文化持有太严格批判态度的精英才能够在现实和人生方面成熟起来,才能够在我们的政治舞台上发挥有益的作用,并且能够替换德国现存的临时政府。当然,我们的民族在政治上所经历的这种再生不是破坏我们的先辈在魏玛时期所建立起来的一切,而是将关于德性的理想和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性的内容注入到作为一种应急组织的政权之中。

形成这样一种精英的条件(能够直到今天都被确认的条件)意味着我们应该尽最大可能对我们已步入其中的时代所具有的结构获得一个通用的概念,同时也意味着对重新造就一个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俯视类型的方式获得一个通用的概念。我说“时代”并非仅仅指年代,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环境与人已开始发生深刻的转化,我使用“时代”一词就是表明这一意义,这一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与历史学家们在他们称之为“近代欧洲时期”的时代中所划定的种种分期相比较,这一变化似乎比曾经导致了所谓“欧洲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这一根本性转化更为深刻和多样。我们必须返回到基督教的本源,返回到日耳曼—罗马诸民族社会崛起的历史中去,以便为这种深刻变化找到一种相似的对应物;它不仅是一种事物、环境、制度的转化或一种基本观念和艺术形态的转化,而几乎是所有规范准则的转化——这是一种人自身的转化,一种发生在其身体、内躯、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它不仅是一种在其实际的存在中的转化,而且是一种在其判断标准中发生的转化。德国青年的一位领袖人物所作的下列评论触及了问题的关键:在我们身上负载着一个关于人的理想的形象,但是,因为它是一种理想的形象,所以它不能成为我们可能效法的楷模。然而,由于我们怀有这一真实形象,所以当某一个体在成长的自律性发展过程中显现这一理想形象时,它反而变得尤其明显。尤其是在发生了深刻转型的时代,所有深层的人类期望,也包括所有的政治抱负,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到这样一种神秘的甚至应该说是一种与人的死亡、世界末日、来世相关的那种人的理想形象所激动。尼采,这最后一位德意志天才人物有意识地试图创造这样一种理想形象,并且将它与一种新的欧洲精英的观念紧密联系起来,他用他一直渴求的“超人”来指称这种理想形象。即使这种理想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强有力地影响了整个欧洲和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请顺带想一下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这位孤独的诗人和思想家一方面用他惯有的那种带有怪异的晦涩语句来表达“超人”这一概念,而且这一概念在他整个一生的思想过程中经历了我在此无法加以描绘的许多彼此间具有深刻差异的发展阶段。在尼采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超人”概念的最初形态(而且完全是末世论的形态)是指生物学含义上的一种新型的人,在尼采思想的最后阶段,是指一种在现存的人群中有意识地扶植和教育起来的历史性的精英。尼采从过去的历史中征引了许多关于这个问题的例子,但又补充道,这仅仅是些代表“机会和幸运的事件”。尼采思想发展的后期,他对达尔文及其总体进化论的批判(在许多方面,这一批判甚至在今天仍有价值)显得最为尖锐,超人仅仅是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谱系的概念化象征,这种“新的价值谱系”来自其对传统的、历史的“伦理标准”的批判。我不能对“超人”这一理想形象的具体内容展开批判,我只能指出:这样的概念最具惊人之处也许就在于,它似乎并非能够被我们这个时代成长着的精英人物接受,并把它作为末世论意义上的人的概念。

我们必须彻底抛弃生物学意义上的,尤其是形态学意义上的人的本质性转化的思想。整个科学都是与这样的转化观相对立的,而且维护着下述观念(我这里不拟对此展开阐述):人类最终被固定在其生物形态上。当物种获得了一种更完善的组织形态并且使自己发生变异时,它再向前进化的可能性就相应地降低了(威斯曼),这一事实使我们不再设想人类还会获得生物上的进化。在进入真正的人类历史后的各个时代里,人类必定不会在其生物组织上经历任何本质性的变化。种族的差异可能是自我驯化和文化的一种早期结果。为人类和灵长类所共有的一种特殊的“精神”和“智慧”的进化,已经根本性而系统地取代了人类身体器官的形态学意义上的发展,以致于即使人的身体器官具有最强有力的再生体(见下文)的能力,即使历经多少个世纪它仍然保持其现有的生物形态,它也不可能产生出一种导致人类发生进一步器官进化的力量。

斯宾塞认定,人能够从功能上遗传已获得的特征而发生气质性改变,他并且认为这种改变与人在精神上的发展同步,这样的看法在我看来纯属无稽之谈。现代科学在遗传学上的探索已否认了这种理论。科学家们还能够弄清楚人类已获得的发展某些特征的“能力”(F?higkeiten)是否能够遗传;倘若不能,那么能否直接或经由躯体渗入到胚胎原形质的遗传基因中去。因此,这个过程更多地是间接并且在比斯宾塞所假设延展期更长的时期里发生的。再者,不仅机能的积累,而且精神的发展及其在人类中的活动形式的发展,都已经成了自主的和独立于他的物质器官的(因此,也将可能通过独立于生物学的)“智能训练”来得到研究。这样,当斯宾塞想给在心理的与社会的和谐中,在人类心灵的先天的资质和道德情怀中的成长以一定的生物学理由时,当他用图解式语言对之加以表述时,他只看见了物种的一种运动,这一运动朝着越来越明显的驯服和心理上的驯化,朝着一种所谓的“社会的均衡”的方向发展,因此,他对事物发展的设想也缺乏完整科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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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类这样一种进步性的生物学演化和人在地球上进一步成长似乎非常不可能的话,那么他在生物学意义上产生衰退也就同样不可能了。当初斯宾塞、达尔文和尼采所描绘的关于未来的图景是过于辉煌壮丽了,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一幅以同样程度的夸张性描绘未来的阴冷灰暗的图景吸引了大量的青年,尤其是德国青年。我尤其关注着这幅未来的图景,也从生物学的角度思考它,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以极大的想象力和技能渲染这一图景。克拉格斯的判断是典型的德国晚期浪漫主义式的。他关于人性的理论看到的是精神、意识、意志和自我在历史中越来越严重地侵蚀着“生命”和“灵魂”所包含着的所有高级的价值。结果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人“思想”,那么他必定是“机械地”思想;人“打算”,那么他必定就是产生出在数量上与日俱增的机械,并把这些机械横放在他与具有原创性的自然之间,这种局面发展到了顶点的结果便是人不再统治和主宰这些机械,反而是机械埋葬了人。我称克拉格斯是这种泛浪漫主义的杰出解说者[为公平起见,我也应该提到伏罗培纽斯(L.Frobenius)、达克格(E.Dacgue)、斯宾格勒、莱辛]。既然人以技术的手段主宰着有机的自然,精神所通达的道路就是人的生命、灵魂以及活生生的自然走向死亡的道路,这是由于个体的存在本身在心理上和物理上制造出各式各样的机械装置来促使自己走向死亡。

这幅关于人类未来的阴郁图景从心理的角度来看是多么浅显易懂,同时对于我们内心来说又是何等地意味深长,这图景指给我们的似乎只有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那就是:我们只能在自然的某个偏远的角落去寻找避难之所,在那里为人类和历史的衰落而哀叹,在神话、传说、童话和习俗里去缅怀人类遥远的过去和他最后的残存物,以此来使自己沉醉不醒,避开所有的行动,带着缠身的疾病,浸没在原初的灵魂已经迷失其中的日子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常在报道中读到“因为技术的原因,它是不可能的……”比如,在决定性的时刻,取消潜艇战,或者在战争的初期,沙皇取消了动员令等。我们之中那些。从战争里活过来的人,都期望着20世纪的西方文明在大大小小的方面于近期里整个有所发展。在控制群众方面不断增多的困难,支配已经自主化了的大都市之不可能性,——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的心胸里难道没有体验到这种如同衰微的灰色理论一样的情感吗?但是这个晚期文明的幕间曲对于整个人性究竟有什么重要意义?它是不足取的或者不存在的!这种悲观的理论恰好如同实证主义一样,属于褊狭的欧洲式见解。而实证主义的相信进步,也只是颠倒价值而已。总之,一种欧洲的评判标准既非人性死亡的征候,亦非“西方的没落”的预兆!这种悲观的态度对于唤醒人们的警觉来说也许是重要的,但是,它却没有预示我们的未来。“精神”不是人生或灵魂的敌人!当然,它招致痛苦,但它也医治痛苦。比如,资本主义使有机的大自然遭到劫掠,直到18世纪,人们还用木材取暖;在随后的时期里,当取暖代之以焦炭和煤时,同样的资本主义又将无机的能源用于经济组织之中,并且因此而保护有机的生命并使之具有安全性。资本主义在未来将知道如何把这一劳苦转让给较低级力量的能源,如水能、放射能等,因而达到使较高级的力量获得自由。不是精神,而是克拉格斯用以拒绝“精神”的过分纯化的、但又缺少“智慧”的“智能”,才缺乏理念的高尚和理性的价值——以某种尺度来衡量,它是生命的大敌!再升华(Re-Sublimieruag,下面我将解释该词的含义)在这里难道不是可能的吗?通过使用系统化的优生学来依从这个宣传中的有价值体系,在德国,这一再升华行动是威廉皇帝学院的费舍尔(E.Fischer)促成的,并且用了许多其他的办法。还有一件事:我承认,我们有限的文化领域层正处于消逝在机械化文明的危险中;这不仅意味着死亡,还意味着逐渐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变得软弱无力,但是,只有当自我控制的新艺术完全无助于对自然的控制时,这样的局面才可能出现,而西方文明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已获得如此广泛的发展了。下面我们将确认这一事实。

当谈论到关于人类未来的一种新见解时,我不能构想面对着任何一个自行转型的未来景象,这种转型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也无论是关于人类有机的或自然的禀赋。因为只有一个景象代表着一种承认人类的自由发展自身的“理念”,这是一种意味着人类自身将形成他的无限创造部分的理念,而精神和意志又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对之发生影响。来自精神的一切不会自发地发生,它也不会从自身发生。它必须被导引!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接受法国人格雷特里(Gratry)的话:“不仅个体的人,而且全人类都可能终结于圣人或罪犯,这就看它如何支配其意志了。”人是一种其本质为开放性质所决定的动物。他是什么或者想是什么呢?

但是,如果这种理念一定得有一个名称的话,那么对于人来说,就是“全人”(Allmensch),[1]而不是从群众和所有民主政体中分离出来的“超人”;通过全人这个理念,超人和次等人一同变成了“人”。

在众所周知的历史中,人已经证明其自身是一个有着巨大适应性的存在。因此,对于所有的哲学立场来说最大的危险是过于狭窄地构思人的理念,是毫无意图地从一个自然的或历史的形态中推究这一理念,或者在包含这一理念的任何如此狭窄的意图中发现它。古典含义中的“理性的动物”这一观念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实证主义者的“能工巧匠”,尼采的“狄奥尼索斯式的人”,新的泛浪漫主义理论中的“病态人生”的人,“超人”,林奈(Linne)的“贤明人”,拉美特利的“机器人”,单独地作为“强力”、“力比多”和“经济”存在的人,在马基雅维利、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笔下的人,以及上帝创造的堕落的亚当——所有这些勾画都太狭窄以至不能涵盖整个人。因此,所有这些定义都类似诸种事物的名称。然而,人并非一件东西。他是一种宇宙运动本身的方向,甚至是这种运动之源的方向。人是“小宇宙和一种充满精神的生灵”。我希望,这些含义不会太狭窄以至不包含他的许多可能性和诸多形式。让我们承认吧,人及其本质性运动所在的空间是无限的,不要把人拴在一种“模式”中,拴在一个模型里,无论就自然的历史还是就世界的历史来看,“人类在其自身中包含着一种无限量的发展,包含着比一个人可能想象到的程度更神秘的和更大的发展”(兰克语)。

就抽象含义而言,全人几乎与我们无缘。它是关于某种人的理念,这种人包含并且已经实现了他的所有的本质潜能。的确,他来自我们中间,就如同对于上帝,我们只能在精神和生命中把握他的本质,因此,他就是人的本质,只能存在于无限的形式和完满的状态之中。然而,人类历史的每一年轮都认识一位相对的全人,一个可以接近它的全人性(Allmenschlichkeit)的最大值,一种在人之存在的最高形态中相对的最高参与行为。对于我们的时代来说也是如此。

为了修饰相对意义上的全人,今天如果条件许可的话,作为我们引导性的理想,请允许我从现时代的使命这个观点开始谈起。

如果我站在这个新时代的大门口题献一个名称,而这个名称又将包含着这个时代的总体趋势的话,那么,只有一个名称在我看来似乎是适应的,这就是“谐调的时代”(Ausgleich)。这种谐调是几乎所有的特征,尤其是自然的特征,物理的和心理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把社会的各种群体区分开来。我们可以将人分成多个社会群体,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在精神、个性和相对个性方面的差异(如民族差异)以相当大的幅度递增。对种族间紧张关系的谐调;在心理状态、自我意识、尘世和神之间,在各个巨大的文化群落(尤其是在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谐调;在男性和女性对人类社会管理的思维方式方面的谐调;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谐调,以及在社会的上层和底层之间的阶级论争、阶级条件和权力之间的谐调;在所谓文明的、半文明的和原始的民族之间关于政治权力分享方面的谐调;还有在相对原始的文明与高级的文明的心智之间的谐调;在其心智态势的评估中青年人与老年人之间的相对谐调;在技术知识和文化成长之间的谐调;在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之间的谐调;在民族的经济利益和民族的精神与文化领域方面,对总体文化与人类文明所作出的贡献之间的谐调;最后,在我已经命名的七种类型的关于人本性的片面观念之间的谐调。

我们应该认识这种朝着谐调方向发展,并且与人的精神个性日益增多的差异相伴随的发展趋势,认识到这种谐调本身并不是我们“选择”得来的;它是不可逃避的命运。无论谁要作出抵抗,无论谁希望培养某种所谓的“有性格的”或“特别的”理想人,但作为一个已经具体地在历史中形成的人,他的抵抗和希望都是徒劳的。现代世界充满着要使成为一个物种的人的种种可能形式复活的企图。仿佛这个世界是一个二手货商店,里面都是被人废弃的杂物:“异教的人”、“早期信基督”的人、“哥特式”的人、“文艺复兴”的人、“拉丁—大公教”的人(法兰西)、“莫斯科”人(俄国)等。但人类将不加理会地从这各种人工化的浪漫的抱负旁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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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认真地自问这样一个问题:从历史的经验是一个整体的立点来看,整个西方文明——一个片面的和过分活跃的外向型过程——从终极性的分析角度来看是否是某种以不合格的手段向前发展的尝试,除非这个过程伴随着某种来自克服我们整个非精神性的低劣心理与生理欲望的“生命”内在力量;而这种“生命”是以正常方式存活的,因为里头存在着一种与片面、过分活跃、外向正好相反的深思、反省、忍耐的发展手段。有没有可能——我例举极端情况——如果人仅仅依靠外力去征服其他的人和物,去征服自然和宇宙,而缺乏上面提到的具有自控能力的行动与抗衡力,其结果恰恰适得其反,在自然——这个人类误以为是他进行积极干预的理想领域,人类竟日益变得像奴隶一样并屈从于它的作用力?培根说过:“只有服从自然才能战胜自然”,另一种同样正确的说法是:“若我们一心想战胜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一则印度神话向我们讲述了,年轻的天神梵天那曾在河里同缠绕其身的一条举世闻名的蛇徒然搏斗过很长时间。在这个故事里,蛇象征着世界上那种捉摸不定的关系。后来,梵天那神的父亲提示他不要忘了自己的神性,于是,他顺应着蛇的缠绕,变幻了自己的整个身体,用完全向蛇屈服的方式逃脱了它那恶意的拥抱。印度神话还补充了一句:他像一位女人从手套中抽出手那样,轻而易举地逃脱了蛇的缠绕。再例如,犹太—基督教中关于人的概念,同中国、印度或古希腊人关于人的概念相比,是完全片面的、根本上是支离破碎的。对古希腊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来说,关于创世和操纵一切的上帝这一概念,都是闻所未闻的;而犹太—基督教却依循着这一概念,固执地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甚至把人作为创造的主人和拥有力量、带有目的的生物与自然对立起来。结果,这种思想就用人类的历史观念所不曾采用过的别的方式,把人类从全生命结构中、从自然这个有序的系统中抽取出来。这一观点,即使把它和“自发的理性”及“理念的自发力量”这些“经典”观念联系起来,也仍是不够完善的!

人类必须再一次学会把握那种伟大的、无形的、共同的、存在于生活中的人性的一致性,存在于永恒精神领域中的一切精神的同契性(Solidarit?t),同时还有世界进程与其第一推动力演变之间的同契性,以及这个第一推动力和世界进程的同契性。人类必得把世界的这种相关性不仅仅当作一种理论接受下来,还须由表及里,彻底地加以采纳、实践与运用。上帝的本质不是世界的“主人”,人类的本质也不是创造的“主人和君王”,不过,两者首先都是对方命运的伙伴,都具有持久性,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也许有一天,两者都会大获全胜。

我刚才所提到的东、西方看待世界的两种不同思想,在政治手段方面也有其独特的表现。这种影响的重大意义一般来说都远远被低估了。这方面我指的是存在于积极的强权政治、“猎人政治”和消极的不抵抗政治的“受害者”之间那种根深蒂固的差别;后者是一种引诱“猎人”进入混乱地带,或进入更开阔地区的一种妙计,在那里,猎人往往易犯错误、容易失手,并且无法找到足以控制整个区域的强力中心。兰克(L.V.Ranke)在《普鲁士起义》一书中,曾特别动人地描绘了拿破仑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他看到俄国人自己烧了莫斯科。这也许是属于这类情况的第一个例子。这类情况会更加频繁地出现在欧洲各国积极的强权政治同亚洲国家消极的政治手段之间的未来争端中。它也同样影响着英国在印度的策略及其发展潜力;并可以用来说明甘地为何采用“不抵抗”政策来团结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以共同反对英国在印度的专制统治。

如果我们具有忍耐、受苦这样的特殊技能,并能使之完善,而且把它和行使外部力量的技能结合起来(这种使用外力的技能在欧美国家已发展得很彻底了),就可能出现一个全面的认识文化之转型(eine Umformung der allgemeinen Erkenntniskultur);我的意思是说,就能使我们获得的技术性、实验性知识,和人文知识一样,隶属于关于得救的形而上学知识。本质观照,这是接近存在的基本方法,尤其是获得形而上学知识的基本方法,但它首先必须与一种“消极的”、忍耐的态度联结在一块,尽管这种态度有时会遏止生命的中心欲望及其活动。对自然的真正“体验”,与带着支配自然这一目的的自然“科学”是截然不同的,它也要求有一种爱的奉献态度。我们必须再一次把握住如何才能像阿西德弗兰斯所做的,或像法布尔在《回忆昆虫学》中所说的那样,对自然的“语言”具有深刻的理解。我们必须抛弃那种愚蠢的理论,它竟认为精确的自然科学(尽管还是值得赞叹的)是我们参与自然的唯一可行的方式。歌德的深刻洞见——“自然的核心不就是人类的心灵吗?”——自我沉溺于“自然的自然”(natura naturans)自身,认为人类内心和那伟大的、包含一切的成长过程之间存在着一种强有力的合作关系;每种自然有机体都产生于这一过程,正如它们都产生于永恒本体的精神之驱策,——所有这一切都与精确的科学有着天壤之别!正如法布尔所指明的,这些产生于内心的知识,不仅能使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像平凡的酒神那样参与生命的宇宙存在,而且还能拥有伟大的阿波罗太阳神的文化经验。这种知识使人类变得高贵、幸福,而自然科学则教育人类,并使人类有力量改造和支配自然。如果人类内心不曾回归过自然,如果人类不曾有过一种与自然合一的新感受、对自然的全新的热爱之情——几年前在德国和意大利的青年运动中表现尤为强烈,那么,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时刻:人类可能已不再关心去支配他曾一心想支配的东西,他可能已不再认为生活值得去追求并获得一种“征服自然的力量”的充满生机的独特价值。

对形而上学也可作类似的思考。形而上学,只有靠不断的思考,把偶然获得的个别经验概括成本质性的东西,并使之真正渗入人的思想,才会具有实际意义。只有这样,自我才能从恐惧中挣脱出来,从仅仅“在此”(Dasein)这样一种压力下摆脱出来,从变幻无常的命运之手中解脱出来;只有这样,形而上学才会成为人类在感到具体、明确的周边“环境”的压抑时所希冀的那种自由气息,它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康德等人来说就是如此。欧美国家几乎完全丧失了形而上学理念,更有甚者,连获得这种知识的技能和方法也丢掉了。形而上学遭到完全的扼杀,这是因为:(1)教会里的一些粗制滥造的教条主义思想体系;(2)人类实验和技术知识方面的进步。把人类孤立起来,使他与最切近的生存环境相隔离,割断他与生活的联系,切断他与万物之源联结的纽带,这无异于是要大大限制他的眼界,甚至于窒息他的内心生活;这就和割断他与大自然的联系一样其害无穷。歌德说过,人需要崇拜三种东西:一种超乎其上;一种低于其下;还有一种与其相随。

谐调势必要在这个范围内进行。使这种谐调循着正确的方向进行是当前的文化政策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首先,我们一定不能像过去那样,把德国的学校,尤其是一些高等院校的人文教育仅仅看成是次要的任务,是从属于技术教育的。要对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进行越来越多的谐调(拉特瑙);要形成普及教育这一广泛的运动,充实无产阶级的心灵——他们过去几乎是完全被排斥于我们民族的精神价值之外的。要使这一切仅仅成为可能,就需要社会的上层阶级认识到,对人文教育的任务应给予特别而单纯地关注。仅具有技术知识与方法,难免导致人类的分崩离析,而一旦具备了真正的人文知识,就能使之在一起呼吸同一种精神的民族王国的空气。那时候,少数居于一群不成功的劳动群众之上的缺乏教养的技工,将成为文明的野蛮人。

这些意义重大的未来的谐调形式,将影响新一代掌权人物的人品素质,从而会引导我们作一些影响到阶级和国家前途的调和。

世界大战造成的后果以及整个欧洲大陆转型的力量结构,将命中注定地要我们对欧洲的政治、经济中的紧张局面势进行协调。因为,对政治力量和经济利益这两个领域里的紧张局势进行日益增多的调和,根本不会对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民族文化的个体性构成威胁;相反,它会更进一步促进、稳定这种精神与文化上的自主性。当然,那种产生于19世纪的,要建立一个在经济上、政治上实行扩张的殖民政策,权力绝对集中的专制民族国家的巨大历史性计划,在即将来临的这个时代里不得不进行相当大的收缩。单为这个原因,我们德国人就没有理由再去攫取新殖民地。一定范围内的联邦政治将以各种形式体现出来。在这方面,已率领着有联邦自治领土的英国已最为大度地做出了表率。至今还有一种情况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尽管资产阶级中的一些阶层和团体是“国家”的真正功臣——他们创建了最具革命性的群体生活模式并推动了向现代化民族国家发展这一历史性进程;尽管是他们中的一些阶层和团体排除了改革中的各种障碍因素——如教会、贵族、农民、封建集团、世袭领地的力量及其官僚体制;然而,这一阶级的力量和重要性却日益削弱,其中那些独立的资产阶级企业家更是首当其冲。不仅仅那些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无产阶级,就连完全新兴的阶层也都和资产阶级脱离了关系,或超乎其上,或甘居其下。那些甘居其下的阶层,逐渐形成了拥有大批私有企业的、不断趋于官僚化的、正在发展壮大的雇主阶层;而那些超乎其上的阶层则代表了金融与生机盎然的工业这两者的磁力中心。至于那些独立的中产阶级——最近曾支持法兰西民族力量政治[澎伽勒(Poincare)]——由于战争的缘故,或多或少遭受了一些严重的打击。然而,这些新兴的阶层差不多都兴致勃勃地倾向于组织一些跨越国界的国际性组织。这将迫使我们以更为宽容的态度对待别国,它与三十年战争迫使人们对不同的宗教信仰采取宽容态度是相仿的。由罗昂亲王创建的文化合作联盟,上次在海德堡和法兰克福举行会议时,我也参加了,尽管我和这一运动已有好几年的密切接触,但对这次会议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非常类似于“神圣同盟”的精神与政治倾向还是感到相当的吃惊。他们也许谈不上“神圣”,但却有一种日益增加的恐惧驱使他们这样做,欧洲大部分资产阶级都很害怕,因为以后国家之间爆发的任何战争都将危及到他们的阶级力量。由此可以想见,将来,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资产阶级分子中间会日益滋长一种和平主义思想。至于社会下层阶级,将和上层阶级同样大力主张加强和扩大欧洲经济共同体;这并非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实是生命中注定不得不这样做。在此,把政治、经济上的谐调引入正确的渠道并使之具有适当的形式这一任务,又一次落到了我们身上。

即使是作为这一时的矛盾焦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对抗,也会进行一些谐调的。我们还得问一句,未来的精英人物是否有足够的政治魄力对此进行和平的谐调,是否这种谐调非得不仅通过血腥的阶级斗争,还得通过阶级之间的战争才能得以实现?在大战以前,两种政治口号所表明的困难从两方面来看都已具有了不同的含义。以前基本上属于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对抗这个老问题,日前在关心社会整体利益的民族福利国家和按北美方式组成的、并同样为国际的联系服务的一些强大的商业联盟之间的争端中也开始占据同等重要的地位。意义更为重大的是,如今的一些强权国家和完整的民族独立国家(英国、俄国)喜欢把它们之间的对抗看作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以前,阶级差别只存在于单个国家内部),这样一来,迫在眉睫的阶级斗争便蒙上了更具威胁性的阶级战争的阴暗色彩。因而,原属国家内部的政治问题却日益扩大成为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笼罩在欧洲政治(尤其是德国)之上的最为可怕的乌云,莫过于伦敦和莫斯科之间的紧张关系了;而给我国造成最大威胁的,莫过于欧洲大陆的某股势力卷入英、俄之间的力量争端中,或者因对这样一种策略的偏爱而鼓励至今仍在犹豫不决的英国拿起来对付俄国。面对这种局面如何采取行动,这一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重大问题;将可能成为一个打入德国民族内部并造成极端分裂的楔子,甚至会导致一场所谓精神上的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的政治家们合乎情理地保证要持守“严格的中立”,也无济于事;因为绝对的持守中立需要强大的力量作后盾,尤其是军事力量。一个弱小的德国,又处在如此特殊的地理位置上,是不大可能实现这种中立梦想的。然而,要是欧洲大陆诸国在各方面都能团结一致,那么,这种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秩序之间的国际性谐调便能同样很好地以和平的方式在日内瓦进行。一方面,苏联及其新经济秩序建立以来,不得不吸收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并且随着农民阶级日渐重要的地位,这个国家还逐步恢复了其典型的民族格局;另一方面,那些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恪守着私有制原则,但同样也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各种社会主义的因素,采用了全部或部分的集体化经济政策,因而,实际情形乃是双方越来越多的名称与概念上的矛盾得到了谐调和解决。

一个人,无论他是谁,在什么国家,只要是为新的实力集团或阶级之间的谐调服务,都将不得不包容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生活中存在的各种不同的思想方式、道德规范、宗教习俗;都将不得不通过精神与心灵的内部调和来协调它们之间的分歧。由于这一问题影响到不同的意识形态,我已在别处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我们面对的是两种基本的历史哲学:一种认为过去主要是集体经验的结果,另一种却认为主要是伟人的业绩;一种把历史看作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另一种则认为它是发生在带有一成不变目的性的“上帝安排”的“限度”内的事件的总结;一种因惧怕未来而赞美“过去的好时光”,一种却是怀着末世论的希望、永远憧憬着那种断然否定过去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一种是相当唯物主义的,另一种却是极为唯心主义的。这两种哲学观都不是由事物的本质所产生出来的,而都是一些完全建立在阶级神话基础之上的逻辑范畴和意识形态,它们证实了,实际利益比理性更有威力。但是,谁若是想对政治有清晰的洞察,两种观念都得放弃。

因此,只有懂得如何把欺骗的原因、把从属于某一阶级、把参与民族历史神话的创造所可能具有的影响考虑在内,只有懂得如何抹去蒙在灵魂之眼上的蜘蛛网,人们才能认清现实,并找到一些可行的方法去克服沿袭下来的矛盾。正因为这一点,对历史教学进行彻底的改革也就具有了高度的重要性。只要对人类、历史有着自己观点的“经典”思想以及与此相关的、片面的有神论还在上层阶级中占有主要地位,那么下层阶级与那些已经开始起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国家,就会一直坚持着亵渎神灵的、终究不过表示“一个人就是他吃下去的东西”这样公式化的自然主义观念,或者会一直坚持着某种与之相类似但更为精炼的思想,去嘲笑大人类的一切形而上学的束缚。

人们不应该自欺欺人,不该认为无产阶级大众重又会加入某个宗教组织或重又信奉某种宗教,即使今又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上的混乱与绝望,再加上由此导致的国家威信的日益减退,而使教会赢得不少势力。基督教信奉纯粹精神的、创世的上帝,相信人类的堕落、人类与生俱来、无法弥补原罪,并用这些来解释许多自然界和社会上的罪恶现象如战争、国家对暴力的使用、卖淫等。似乎这些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而不是社会变革的产物——所有这些观点,就像关于人的经典观念及其变体一样,是专属上层阶级意识形态的。而且,位格性的有神论仅仅来自于异教的东方君主大国,这一事实便证明了,这种有神论是一种具有强烈的家长制文化色彩及其思想方式的君主意识。把上帝视作“绝对精神”(黑格尔)的泛神论也基本上是属于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只要上层阶级仅仅相信绝对精神的自发力量,绝对意志的积极和肯定的力量,不满足于精神意志对人类及人类历史仅仅起着“导向”作用,只要上层阶级把这种信仰作为从事政治、社会活动的基础,特别是在教育领域,那么,正如我们所说过的,下层阶级也会一直坚持着关于人类的纯粹自然主义观念,这种观念对宗教及其权威只作社会学与经济学的解释。

各个阶级要在形而上学、宗教方面,因而也就是在政治、社会各方面都达到完全的有机统一和相互协调,将只能通过建立这样一种形而上学,这样一种关于自我、世界、上帝的观念:它融合了光明与黑暗,精神与命运决定论,以及对生存与生命的神秘冲动;这种观念同时把人视作精神动物和受冲动驱使的动物,并使人植根于一切事物的神圣来源中;它承认生命和自然对精神的完全依赖,也承认精神对生命与自然的普遍依赖。它把这种相互依赖性结合起来形成了关于世界本源的观念:作为物质存在的世界的本源是超越于这一对比的两个极端的;在那里,精神与生命、理念与力量达到了和谐,当然,这种谐调必须同时发生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并且不能脱离人类的行动。

研究宗教和形而上学这两种体系的社会学,其目标是要把有关上帝、得救这种观念和社会模式、政治体制联系起来,在这一领域里,韦伯、特洛尔奇、施米特(C.Schmitt)以及一些人种学家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事实上,宗教观念的世界不可能真的从历史模式,甚至经济生产状况中直接产生出来。不过,两者却由一条内在纽带——一种对于存在的共同的基本观点和态度——维系得紧紧的,并同时难以察觉或辨认。如果这一共同的纽带不存在,如果人类的总体生活中不是充满着和渗透着内在的宗教观念,那么宗教就成了一种僵死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也不能再度使人类成为一个整体,而只会使之四分五裂。只有那时,宗教才会应了马克思对其终极本质的错误断言而成为各种非精神利益的体现,也才成为为了某一阶级利益而希望保留某种过时的社会状况与思想意识的体现。当代有关人与神性的观点(它们只能同时发生变化)确实是这样的,它们不再符合人类发展的历史阶段,不再符合人类现有的社会结构;它们使人类与世界本源的关系背负着不成熟时期的特点:人类被牢固地分隔成各个单独的文化群体,并且几乎没有什么动力促进它们相互之间进行调节。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必须大大地修改有关人在宇宙中形而上学位置的那些理念,并尽最大努力把它和历史真实结合起来的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就新的精英人物——当然包括政治精英人物与宗教、形而上学的关系,以及所可能发生一些转型的形而上学观点作了陈述;此外,我还想就精英人物对教会信条采取的基本态度谈一些意见。

我认为,对于宗教和形而上学,政治精英人物可能有这样四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教条主义地信仰教会条文及其一切影响——不管是因为简单信仰,还是因为固执己见地对教会及教会法条文一律服从,他们都使自己完全变成教会中的一员。第二种态度可用一个词组来概括,即“压垮无耻之徒”,如苏联的政策,以及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一般来说都是如此。第三种态度是马基雅维里式的态度;今天已由“法兰西行动”和法西斯主义广泛地实践过了。这里,政治家本人对宗教是完全持怀疑态度的,并暗中按权力原则行事。表面上,他赞成宗教和教会,把它们作为驯服群众的工具或作为一种“民族神话”,然而在事实上,他即使不嫌弃它,也还是对它相当冷淡的。第四种态度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经斯宾诺莎,再到歌德、黑格尔、叔本华以及哈特曼(R.Hartmann)等所有古今伟大的哲学家对宗教组织与形而上学所持有的态度。关于这种态度,斯宾诺莎阐述得极为清楚:“宗教是群众的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是思想家的宗教。”群众乞求着那些隐藏在各种图片和符号背后的东西,并对此敬若神明;思想家则选择一些纯粹的并可加以推理的成分,并带着虔敬的态度把它们上升到思想领域。既然两者都牵涉到充满生气的精神活动,而且,只要如此,深层意义的一致性便能使这两种对终极价值的各自寻求状态连接起来。

对于持第四种态度的人来说,第二种态度是极端愚蠢的,因为某些宗教神话是从属于每一个民族的根本存在的,而“群众永远不会成为哲学家”(柏拉图)。至于第三种态度,则是一种让人讨厌的骗人把戏,它错误地把政治因素从人类整体中孤立出来、带给人类的只是进行过分解的宗教和教会自身。关于第一种态度,我必须说:今天的精英几乎完全不可能一方面站在完全赞成某种教会组织信条的立场上,同时却又能公正地对待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要求,而且还能确保防止对那些信条的歪曲,不仅仅维持着表面上的一致性。例如,一些天主教团体就曾认真地讨论过魏玛宪法中有关统治德国人民的条款,是否并不直接与教会最高权威对该宪法的强烈谴责相矛盾。

我的信念使我相信,精英人物作为一个必须把今后的谐调引入正轨的团体,一定不能效忠于任何一种教会组织。一旦涉及到有关宗教组织的价值和真实性时,这些掌权人物应站在精神和道德的最高层次,尊重伟大的信仰传统及教会机构,尽管制止信仰方面的各种争端,主张自由地交流意见。而关于终极的形而上学观点,将不会像近几年的精英人物们所做的那样,只建立在路德、康德和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基础上,也不会只建立在任何其他传统的基础上,而是应该包容宗教史上及形而上学史上所曾有过的那些完满的、不同的理解。从根本处来看,精英人物会以过去一切伟大的思想家为榜样,按照他们的教导,从自身精神的自发力量中,从自己对世界及历史的经验中,得出对他们生活与行为的出发点——上帝、世界的看法。在坚持这一立场的前提下,它首先会试着去判断,在教会的成文信条、对正义的看法以及教规之中,有哪些因素是与自己在考虑现实完满性时所得出的观点相干或不相干的。与此同时,它将记住,有意义及精神价值领域里,一切宗教组织所具有的特点:图书符号和历史叙述,在许多方面都是与一些理性观念、概念以及具体的道德哲学相吻合的。正如黑格尔曾恰如其分指出的,同一种“意义”可能以宗教信仰的想象出现,也可能以哲学概念的形式出现。关于在即将来临的时代进行谐调这一最高终极目的,关于对上帝、世界、人类的各种不同的形而上学理念进行谐调,我不多说了。不过,我敢大胆地断言,即使是在这个最高目标的领域,我们还是能见到,所有国家的伟大思想家们与精英人物之间的一切基本见解都将日益(几乎是很奇怪地)趋于一致,尽管至今几乎还没有什么人认识到这一点,但大范围的谐调毕竟已全面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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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舍勒在此造的这个词显然有意与尼采的“超人”(übermensch)词相对。——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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